颐和园变身人民公园

“文革”开始后，文物变成了四旧，红卫兵小将不但要破四旧，我们还接到通知，摘掉颐和园大匾，改换成“人民公园”。

大约是1967年的一天，园里突然接到通知，颐和园改人民公园。我负责木工，连夜带人做新匾。用纤维板做，2.4米长，1.2米宽，用白漆铺底，写上黄字。第二天新匾就上墙了，同时换掉的还有佛香阁的匾，改成了“向阳阁”。

陈文生回忆说，抢收文物库只有干部参加，我还是群众不能参与。所有大殿的家具不撤，文物要收起来，所以家具被损毁的很多，但文物都保护下来了。

还是说外头的文物吧。外头长廊上的画儿才子佳人不行，得涂了去，必须挂主席像和语录，长廊接一间一个语录，挂在柁上；亭子那儿，两个主席像，一边一个，一直到长廊西头。红卫兵看见还不行，有一张主席像边上的画儿上有老虎，对着毛主席不行。谁挂的，得斗他，我们拿大白抹上，把老虎遮上。游人看着新鲜，用手一抹，里面的图案又显出来。小将们还是不干，有人想出办法，这办法不是好办法，就是用“铠光漆”盖，这样一来，很多彩绘原始图案就出不来了。“文革”后期，拿大白涂的都擦出来了，拿铠光漆涂的就擦不出来了，那会儿毁了不少。

当时的匾都摘了。匾摘了，没地搁，没库房。哪儿摘的就附近搁，附近保存。像小苏州街石舫后面那一带的都搁在穿堂殿后面，就那廊子里头，包括长廊西头这边；长廊的匾，都搁东边了，就在乐寿堂后九间后面的廊子里，那时候都是匾；谐趣园这边的都搁在南大院，对联、匾都搁那儿。

大门外俩狮子也不行，那是封资修的东西，不行，得搬走。仁寿门那个寿山石，不行，得封上，弄个标语塔，拿标语整个封上，冲着仁寿殿挂上“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什么的。狻猊正冲着“四个伟大”，红卫兵说这不行啊，赶紧封上，封上也不行，该给砸了，我们赶紧写语录，写了语录就谁也不敢动了。钉一四方的框，四面写上语录。这样狮子才保护起来。包括排云殿俩狮子都写语录封上。不写就让你搬走，想搬到耶律楚材祠，准备把这些兽都放那儿，但幸亏没放那，要不就毁了。“文革”期间文物保护的还行，整个文物都撤了，地面文物都用标语塔封存……

匾额上的印章是我刻的

到1970年，通知恢复颐和园原有的匾额。可我们发现，很多匾额上的“金印”都被扣走了。

陈文生说，有“大清皇帝光绪的，也有大清皇太后慈禧”的，几十方印，我每天刻一方，用了20多天才补齐，现在很多匾额上的印还是我当年做的。

陈文生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颐和园要增加展陈文物。我们看故宫有钟表展，所以也弄了个钟表展。但这些表历史久远，所以都有些小毛病需要修理。我就自己修，不会修的时候就去故宫找修钟表的第二代人，一位姓马的师父学习。我还到菜市口委托商行花了5块钱买了个大表。拆了修，修了拆，反复琢磨这个表，怎么走的快、怎么走得慢。

在颐和园里有200多块钟表，我修好了几十块，就开始在仁寿殿南殿开了一个钟表陈列馆，金恒贵先生给写得大牌子，到现在还在呢。这个馆单卖票，每个钟表都配好钥匙，一天表演几次，如何上弦我都交给解说员。因为这些老钟表不能总上弦，所以钟表展开了些日子就只陈列，不表演了。

陈文生说，我在颐和园呆了几十年，也修了几十年，什么都修过，大到古建，小到钟表，什么需要就修什么，这就是文物单位的特点。因为颐和园是一座活生生的园林，她需要保护，也需要保养……

 图片资料由北京颐和园管理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