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搭乘的专机在广州刚刚离地尺许，突然发生故障，不得不降落修理。这时，台湾方面又打来电话，称该地气候突变，不适宜航行。没有办法，宋子文只好取消了赴台的行程，改飞上海。（注1）

如果在1946年1月30日晚，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宋子文的专机是在抵达台湾上空发生故障，而气候又非常恶劣，等待他的将是什么结局？历史很难假设。但1946年，中国着实空难频发。在宋子文改变航班后不及两月，军统局局长戴笠所搭乘的飞机即毁于南京明孝陵附近，两周后，中共领袖秦邦宪、邓发、叶挺、王若飞也在飞回延安途中遇难。

1946年堪称中国空运史上最悲剧的一年。从年初到年尾，空难的消息几乎没有断过，平安夜那一天，竟接连发生三起飞行事故，死伤八十余人。进入1947年初，情况并未好转，以至于各航空公司为此停业整顿了近两个月。

空难频发，也导致各种谣言纷起，有些说法迄今仍有广泛的信众。回归到事实本身，当时业内盘点空难频发原因时，归之于四个因素：天气的变化、机场设备的不够、航空人员的过失以及飞机本身的障碍。（注2）这是中国航空业发展初级阶段的悲情故事。

在1946年3月22日披露戴笠空难事件当天，《申报》还报道了中国航空公司第139号飞机失踪的消息。该机于3月19日上午7时整，加足450加仑汽油自重庆东飞，开始尚循例以无线电与公司联络，到8时整，无线电联络突然中断，遍搜不到，想来已经遇难。该机乘客共30人，包括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陶器良、行政院善救总署振恤厅潘厅长一家六口等。著名建筑师贝聿铭之父、中央银行总裁贝淞荪(祖诒)因临时改乘他机而避开一劫。(注 3)

在中航139号飞机失踪前几天，小吕宋商业航空公司飞机WS-C47-P1C-18，在由菲律宾飞上海的途中遭遇大雾天气，油尽降落在闽江口外。刚好招商局江宁轮驶经该处，迅速将机内四名美国人、四名菲律宾人以及其他旅客七人全部救起。招商局还分赠他们江宁轮船票，随船于3月15日来到上海码头。（注4）

无人伤亡的飞机失事事件，在1946年的媒体版面上，只能占据豆腐块大小的位置。在此之前，1946年1月就发生过两起事件：上海飞美国的G-47型军事运输机在暴风雨中失事，堕毁于南京东门外紫金山上，4名机师身亡；美国Ｃ－46型运轮机一架，在江湾飞机场西北十七里处失事，机师四人及乘客八人均告失踪。（注5）

在这之后，仍不断有飞行事故发生。最严重的事故发生在圣诞夜。中国航空公司第140号、115号客机，中央航空公司第48号客机，自重庆飞上海，因上海雨雾甚大，驾驶员“无法觅得降落机场，致绕场飞行两三个小时后，油尽援绝，先后堕地焚毁。”（注6）

媒体将三架飞机接连堕毁事件称为“空运的空前惨剧”。在停业整顿之外，业内的检讨之声也开始高涨。但不争气的是，1月5日，又有中国航空公司客机因天气恶劣，先后在上海、青岛两地失事。1947年1月7日，中央、中国两大航空公司总经理前往南京，参加交通部召集的航空安全问题会议。交通部还下令航空公司停止客运一周，并对航空公司进行全方位检查。但在恢复航运后，1月28日，中国航空公司又有一架客机在汉口失事，包括司机在内26人罹难。

就是在这样的血的教训之背景下，中国的飞行安全开始逐步改进。时至今日，飞机已是相对安全的交通出行工具。不过，一甲子前飞机被安置炸弹的恐慌谣言，虽然很大程度上被严格的安检所消弭，但如何应对恐1怖行动，仍是困扰人的世纪话题。

注1：《台湾之行临时中止，宋院长昨飞抵沪，胡木兰女士同机到达》，《申报》1946年1月31日。

注2：《从三机失事检讨改善设施》，《申报》1946年12月30日。

注3：《中航失踪机乘客全部名单已探明，贝淞荪行前改乘他机免难》。

注4：《闽江口外飞机失事，人员获救抵沪》，《申报》1946年3月16日。

注5：《申报》1月29日、2月1日报道。

注6：《堕毁三机死伤八十余人，各地班机昨一律停航》，《申报》1946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