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箭（后勤部副政委，少将）|口述

 《半月谈》刊文说，不同于旧社会黑恶势力“逼良为娼”的传统模式，越来越多的女性自愿或者半自愿地开始从事色情服务行业。她们之中有的受教育程度偏低、来自不发达或欠发达地区，同样有受过高等教育相貌出众的年轻姑娘。她们中很多人的劳动能力不足以为自己带来满意的收入，同样有不愿意付出劳动从事正当工作的人。色情服务行业给了她们一种选择，一种看似“轻松”、收入“尚可”甚至“颇丰”的选择。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每个人内心都会认为，尊严比赚钱更重要，但是当尊严无处安放的时候，“小姐”成为选择。小姐的工作“轻松”吗？对这个群体不要去臆想、揣测。

所幸，我曾访问过首任公安部长罗瑞卿的长子罗箭少将。结合史料和罗箭的家族生活见闻，来看看当年的“扫黄”以及当年“小姐”群体的真实面目。

    周海滨|文

1949年5月，毛泽东住在香山双清别墅。有天晚上，他乘吉普车进北平城。一群吵吵嚷嚷的人挡住了车子的去路，一个妓院的老鸨领着一帮打手正在追打一个逃出来的小妓女。毛泽东让随行秘书赶紧前去阻止，老鸨非但不理会，还质问“你管得着吗？”毛泽东暗访北平遇到妓女被围殴很是气愤。

这时，北平市委书记也密切关注如何取缔妓院问题。8月，北平公安局治安处向上级汇报了一个13岁雏妓感染梅毒的情况，最终惊动了彭真，几天以后，彭真亲自视察了八大胡同之一的石头胡同，并见到了那位感染了梅毒的小女孩。

不久，彭真见到毛泽东，谈及北平妓院的罪孽深重。毛泽东随即急电罗瑞卿说：“新中国绝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其实，民国期间禁娼的民间呼声很高。根据1922年北师大教授张耀翔所做的一次民意测验，当问到“北京地方亟当取缔什么时”，在931份问卷中，绝大多数认为应该马上“取缔娼妓和欺压平民的警察”。

北平的妓院在明清就已经有了规模，集中在八大胡同。最兴旺的是1917年，北京注册妓院达391家，妓女3500人，私娼估计不下7000人。抗战时期，日军占领北平，战乱和饥荒，使大批良家女子落入烟花柳巷，平均每250名妇女中，就有1人是妓女，仅次于居世界各大城市中第一位的上海。根据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S.D.Gambie的一项调查，当时世界八大城市中公娼人数与城市总人口的比率，伦敦为1：906、柏林为1：528、巴黎为1：481、芝加哥为1：473、名古屋为1：314、东京为1：277、北平为1：259、上海则是1：137，高居八大城市之首。到了1945年，上海公娼私娼合计6-10万人之间，而当时的上海人口约为150万，可以说，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每20个女性中，就有一个是妓女。

另据民国时期的一份资料统计，“八大胡同”入册登记准予营业的妓院117家，妓女有750多人，这只是正式“挂牌”的，还不算“野妓”和“暗娼”。 北平的妓女分为“南班”与“北班”两种，一般来说，“南班”的妓女主要是江南一带的女子，档次高一些，不但有色，而且有才。这样的妓女陪的多是达官显贵，如京城名妓赛金花、小凤仙等。“北班”的妓女以黄河以北地区的女子为主，相貌好，但文化素养差一些。“八大胡同”的妓女以“南班”居多，故多为一、二等妓院。而其它地区的妓院，大多数是“北班”。当时在京城做官和经商的人多是南方人，因此，“八大胡同”成为这些达官贵人经常出入的地界。

1949年9月19日，《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草案）》正式产生，内称：“先集中力量处理明娼，暗娼另行处理之。对妓女采取统一集训，分别处理的方针，对妓院老板和领家，采取取缔政策，除命令停业外，对于罪恶昭彰、伤害人命者依法惩处，对其敲诈剥削非法致富的财产，予以没收；对茶房、跟妈、伙计则一律遣散。”

1949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会议通过了封闭北京所有妓院的决议。市委书记彭真，市长聂荣臻，立即专门向毛毛泽东报告了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封闭妓院的决议。

在罗箭的记忆里面，父亲刚上任的公安部，从组建公安军开始就非常忙碌。 “北京2月份交接之后，我们3月份就进来了，那个时候每天晚上都不平静，总是有枪声。虽然国民党走了，但是有很多特务和恶势力勾结闹事。”有情报说，蒋介石原计划要派飞机来轰炸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但是后来又因故取消了。“所以开国大典安排在下午，就是考虑到国民党飞机有轰炸预谋，如果飞机下午抵达，再回去天就黑了，那时候也没有夜航。”

罗瑞卿同时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扫黄”要先打击北京的“恶霸”等势力，先是让“反动党团骨干”限期登记，不自首的重点打击。

在妓院内部，不仅“老鸨”、“妓女”抵触关闭妓院，连“司账”、“跟妈”、“伙计”、“卖唱”等底层人员也不愿意丢掉饭碗。而且，围绕妓院形成的上下游产业链条中的洗浴场所、理发店、电影院、戏楼等，也都不愿意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我父亲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他曾经安抚说，若干依赖妓院为生的茶房、小贩等，或因妓院的封闭而影响生活，可能产生一些抵触。另一部分流氓、地痞、特务、匪徒可能散布谣言捣乱，希望向各界群众解释，并防止坏分子的破坏，协助政府把这件事完全办好。”

1949年11月21日下午5时，罗瑞卿向封闭妓院行动组发出了立即行动的命令。罗瑞卿向行动组成员强调六条执行纪律：一是不得与妓女调笑或受其勾引，不得有讽刺、看不起的态度；二是不得接受任何贿赂或任何款待；三是对妓院财物须按规定手续进行登记；四是不得私自拿取妓院物品或假公济私；五是执行任务应小心谨慎，严防意外；六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当晚8时，北京市2400余名警察，分成27个行动小组，出动37部汽车，扑向分布有妓院的5个城区及东郊、西郊。卫生部的一个消毒组带了消毒药水和药品，也同时出动。“我父亲用打仗的办法来指挥行动。首先是包围，先派人在妓院周围形成包围圈，由便衣和民警实施戒严，不许有其他人员走动，防止坏人破坏。然后，把老板、嫖客和妓女集中在院子里或大屋子里，宣布立即封闭妓院的命令。之后，把妓院里的一些帮工和伙计、茶房、女佣也集中起来，登记在册，实行遣散回去的政策。对于嫖客，经过检查身份和登记，教育后也当场释放。”

根据统计，截止22日清晨5时许，北京市224家妓院被全部封闭，集中妓女1268人，加上后来陆续收容的48人，共1316人。这些人如何安置？

“共产党共产共妻，早晚把你们配给煤黑子，送前线劳军，送大西北开荒种地。”其实，这些人的安置并非像妓院老板领班所说的那样，把她们发配给煤矿工人或军垦战士为妻。“解救出来的妓女，政府给她们检查身体、治病。组织学习生产技术，让她们掌握谋生之道，很多人都去了纺织厂工作。”罗箭说。

妓院封闭之后，北京公安总局就地办公，将位于八大胡同韩家潭的“春艳院”改为“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专门用于收容和教化妓女。教养院下设8个所，每个所大约能容纳140人，都位于韩家潭附近。

根据统计，在教养期间，对于妓院老板和领家，北京共处死刑者2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19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74人，一年以上有期徒刑1260人，课以罚金与劳役者4人，缓刑、警诫、教育释放者20人。妓院老板和领家所获财产予以罚没，共没收房产168处总计1824.5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