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禹：针对很复杂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可以选择的办法很多，只要在实践当中，让大家解决这个难题，我想就是好办法。我曾经到广西崇左，到潘教授那儿去待了很多天看猴，潘老师给我讲了他的体会，到了崇左，他发现头几年发现猴子越来越少，发现影响猴子生存的是边上几个村子的农民。后来用了很多年把更多精力放在帮助农民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原来农民上山开柴，包括农民建沼气池，农民上山跟猴子抢水，帮着农民上山引来自来水，农民要上山摘水果，他帮助农民学会种甘蔗，把更多精力解决人的问题，发现他要护的猴数来没有增长，他得出一个道理，要想保护猴，先得保护人，我一个生物学家，好象不知不觉把自己变成一个社会学家，一个经济学家。他的体会给我印象很深，很多农村地方为了发展，所以要用化肥等等。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思考，农村地区您看到环境保护跟这个地方要发展经济，大家要过上日子，要吃饱饭，这之间是不是在今天仍然有很强烈的冲突呢？

　　吕植：这是显然的，很多环境问题是随着发展的而来的，还是举一个藏区的例子，以前是没有垃圾的，所有吃的用的东西都是自己生产的，都是有机畜牧的产品等等。外面买的东西非常少的，没有垃圾的概念。但是呢过去三十年里面，特别是过去十几年里面，这个现象改变了。因为我们生活方式在转变，吃的食品在转变，我们做过一个调查，一户两万多块钱的收入的一户人家，每一年花在饮料上面的钱，你们猜出来是多少钱吗？七千块钱，饮料不说健康的问题，刚才说到食品健康的问题。新鲜的东西他解决好奇，外面的电视上看到这些东西都在，别人在吃嘛，我们人有从众心理。很多塑料包装、瓶子也是随手就扔的，这是一个认识的问题，他们不理解垃圾有什么样的问题？这是一个可能听起来特别小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现在如果去藏区的话，你会看到河沟里，草原上，到处白色污染、垃圾，塑料瓶子到处乱扔的。是要有一个转变，我们有时候很难评估一个变化到底是好还是坏，因为带来的是两方面都有的。但是怎么把不好的事情，我想大家见了更多的市面，了解更多的世界，这个东西从个人来讲，应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这个见了更多市面，随之而来外来的影响，垃圾怎么来处理？就变成一个巨大的问题，向边缘、分散的乡村处理垃圾，几乎是成本很高的花费。我们村子里开始意识到垃圾是大的问题，公共积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想要解决垃圾的问题，所以事情不断发生，不断解决，不断有新的问题发生，不断要解决这些新的问题。我相信潘老师在的那些社区里面，得了这个以后收获可能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出现，对环境保护者来说总是要面对新的出现的这些问题，是跟社区一起来学习的。

　　杨禹：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廖老师更有发言权，在实践当中有深切的体会，我曾经看到过央视记者拍到您当年在汶川灾后重建过程当中，在一个乡村地区去带着一个村子怎么建立新的生活，也遇到过村民的不理解，也有不适应。您做了非常艰苦的努力。我特别想知道今天这样的点上的努力，有没有在您的事业当中，能不能全国各地展现给我们。

　　廖晓义：我觉得很欣慰的是我们小山村做的这种努力，从综合系统来解决环境问题，包括生态环境，生态社会建设，生态保健养生，生态文明教化，虽然当时很微小的努力现在全国六七个区县都在采纳，我们也在协同有远见的地方政府一起在推广。乡村是需要人建设的，拥堵的城市有没有可能回流到乡村？城里有几类人，几乎找不到就业，就业很困难的大学生，他们可不可以回去？还有五十岁退休的知青，我六十岁了，我觉得精力很好，可不可以回到走出来的乡村，中国自古就是反哺，乡村可以提供城市不能提供的那些喜悦，那些乡土乡情不能泯灭的东西。我们做了一个尝试，光彩爱心家园，光彩基金会资助下，大学生走进乡村为留守儿童提供5.5面服务，就是生活陪伴、感情陪护、人格培养、能力培训，还有情感陪护。在他们的个案一对一在小组，兴趣小组，在学校，在他们社区以及工地，父母打工地，在这些空间提供这些服务。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可以激活、说服、动员邻家妈妈照顾邻家孩子。乡村本来就有乡村的文化，顺便对乡村爱心妈妈提供生计和环境的教育服务，好多像我这样退休的，更多是大学生，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哪怕一年，甚至半年，他成长了，未来也是我们社会建设的人才。所以我就觉得这条路是可以走的，至于乡村是不是组织起来，他就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我对于村民原始的生存智慧是深信不疑的，这个不是我理论上的，而是实践中，不断的受教育。但是同时也要和城里结合起来，共同来建立乡村。我觉得我们再怎么样悲哀，都没有用，重要的是行动，而这条路是完全走得出来的。这么多点，我不断的受鼓舞，不断的受教育，我是充满信心的。我的状态特别好，包括留守儿童，通过留守儿童这样一个入点，关心一群特别的孩子，关心这些骨肉分离的父母，既是人文的，又是社会的，又是环境的，所以我认为再造乡村社会，复兴乡村文化，真的是可能的。只要我们去做！

　　杨禹：特别期待您的愿望能够在更多的地方实现。

　　廖晓义：不是我的愿望，谁不是从乡村走出来的孩子，谁不愿意回望你的父老，你的乡亲，如果一个人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件事，我们乡村还是这个样子吗？这些都是人人可为的，尤其是退休人，我特别想呼吁一下当年的老知青，还有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前来报名，我们电话82252046，地球村。

　　杨禹：特别缺少像廖老师身体力行做这些实践。像您这样我们看在眼里，您也呼吁更多人跟您一起来做，但是坦率说今天现实社会中像您投入这么多精力去做，个人也好，一个NGO组织也好，仍然偏少。您所做的事情，更多的地方政府在做吗？反正我接触到非常多的地方政府里头有远见的官员他们找上门来要做的。如果政策上再有一个跟进，比如你去规定公务员必须到乡下去，待哪怕一年，还有就业问题上，第二企业家，如果你把你员工送下去，比方说做一年的服务，他们回来就很优秀，也算是企业社会责任。当然还有媒体，如果我们搜狐我们愿意专门做一个窗口，让更多社会人来参与，让那些身体很好，退休人员，那些找工作，很迷茫的大学生，企业社会责任，媒体参与社会动员我相信会有更多人来参与的。

　　杨禹：谢谢，我也跟您一样，相信您的同道中人越来越多。蒋老师您是回到您的老家，直接带您的团队回到自己家的那个村子，在村子里做了什么？跟我们讲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