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超记不清自己写了多少歌颂海军、抒发胸臆的诗歌,只知道海风吹硬了自己的性格,海浪把自己的人生信念摔打得更加坚定。　

领导发现了马国超的才华,把他调到海测大队政治处当文化干事。他组织干部战士绘画、唱歌、赛球、举办文艺汇演,把部队生活搞得热火朝天。　

性格开朗的马国超也有感到郁闷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自己这个“干事”一当就当了17年,“这个记录恐怕在全军都少见”。在“进步”这个问题上,作为民族英雄马本斋的儿子,他相信要依靠真才实学,依靠自己的刻苦努力,而不是靠托关系找门子。曾经有人劝他去拜访一下当年他父亲的领导和战友,因为这些人大多数是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但马国超没有这样去做。后来,军队实行干部年轻化,知识化时,具有大学本科文凭、年纪又轻的马国超被提拔为海军政治部群工部副部长,一年以后被提升为部长。他积极组织部队和地方开展“舰、市挂钩,军民共建”活动,要求用祖国城市的名字命名的舰艇与这些城市加强联系,“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互相慰问,互相鼓舞”。这项活动在军队和地方形成很大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不久,他又被调到海军政治部秘书长的职位上。他感觉到党和军队对自己的信任,因此勤勤恳恳、脚踏实地地为部队办实事,做好事。　

1995年,马国超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随后被任命为海军航空兵副政委(正军职)。1997年,他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做群众工作,并不在于我说话有多重的分量,而在于地方政府、人民群众对民族英雄、对革命先烈的怀念和敬仰,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信赖,因为英雄与先烈都是党教育和培养起来的战士。　

马国超给我讲了两个真实的故事。“海南三亚市有一个回民镇,住的全部是回民。这个镇和我们部队的机场相邻。我们的机场很大,有很多空地,这是机场的需要。但是老百姓不了解,在机场的这些空地里种上了蔬菜和庄稼,对飞机的正常起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论部队怎么做工作,这个问题总也解决不了。最后地方政府出面,也难以解决。于是,这个矛盾就成了个老大难问题。　

“问题反映到总政群工部的领导那里,领导经过考虑,决定让我去解决。我飞到三亚,刚刚住进机场的招待所,就听说回民镇的老百姓骑着摩托车赶来了,邀请我:‘到镇上看看去!’我坐他们的摩托车来到镇上,好多回族群众夹道欢迎我。参观完清真寺,我言归正传地对他们说:‘咱们回族老百姓一向是通情达理的,也十分仗义。当年,为了中国革命,为了支援解放军,多少回族兄弟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啊……’‘机场闲置一些空地,那是国防的需要。咱们回回和部队争地多不合适啊,传出去,对咱的影响很不好……’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老乡们就喊开了,说:‘马将军,请您放心,我们马上把庄稼收了,把地退了。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到机场种地了!’”　

马国超说:“还有一次,有个地方的群众和我们的海军战士发生了纠纷,地方群众不依不饶。问题反映到北京,组织上让我出面解决,我就去了。到部队以后,听说当地公安局来人打听‘北京来了一个什么人?’部队的同志就如实相告。他们一听都愣住了,说为了调解这么一件事情,北京不但派来一个将军,而且这个将军还是民族英雄马本斋的后代,急忙表示:‘这个问题不用麻烦马将军了,由我们去做群众的工作!’最后,这个纠纷非常圆满地化解了。”　

    在讲这两个故事的时候,马国超的表情深沉而凝重,仿佛不是在讲述自己所经历的两件事情。他意味深长地说:“做群众工作,并不是我说话的分量有多重,也并不是我个人的影响有多大。像这样的矛盾和纠纷之所以能够圆满地解决,在于老百姓对我们党的民族英雄,对老一代革命战士的怀念和敬重。”　

马国超还讲了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有一次在新疆乌鲁木齐街头,几位同行的政协委员被新疆人戴的小花帽吸引住了,便与一位摆摊儿的老板砍价。但怎么砍,老板就是不让价。这时,一位委员忽然指着马国超问老板:“您知道他是谁吗?”老板说:“你们都是从内地来的,谁知道是谁?”那位委员接着问:“那您知道回民支队吗?”老板认真地说“知道。”“他就是马本斋的儿子!”这位政协委员刚一说完,那个老板惊讶得“啊”了一声,立刻热情地说:“你们别买了,我给你们每人送一顶!”几位政协委员一听,哪能白要啊,也不好意思买了,急忙回头往车上走。不料那位老板手里拿着好几顶帽子,一路小跑着追到汽车上,非要给每人送一顶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