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伯翠

文章来自：《我们的历史》总第12期内容　作者：何书彬　原标题：乌托邦时代

辛亥，革命摧毁旧邦。在旧国的废墟上，一些人开始做着新的中国梦，站在旧中国与新世界的十字路口，寻找未来中国的新入口。

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中国向何处去”的雄健追问为先声，或舶自欧美，或源自传统，或出乎空想，种种观念和理念，开始喷涌撒播。或许得益于新政权的势弱和无暇，在战火的硝烟和政争的纷扰中，新的社会实验从缝隙中纷纷勃生。

万类霜天竞自由。天空地阔中，留洋的精英，本土的军阀，或是乡间的士绅，做着各种各样中国梦的人，进行了各行其是、天马行空的设计和践行。

直到1937年，伴随着卢沟桥的枪声，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社会实验嘎然而止，一同没入御侮的硝烟中。 


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努力，都从此埋葬在历史的尘土中，在他们的呼喊和足音中，仍然回响着历史的先声。 

傅柏翠：不国不共二十年

他在自己控制的41个乡村共计45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实施“要自由，要和平，不要阶级斗争”的“农民独立革命”，希望走出心目中的第三条道路。

1928年，在闽西上杭县的蛟洋村，一名叫做傅柏翠的地主子弟，主动说服家人减租退租，随后他又组织当地农民发起了“蛟洋暴动”，在上杭县的东北部建起了一个农民自治政权，展开了一场“共生产、共消费”的“农村共产团”新村建设实验。

如果要为这场实验寻找一个源头的话，那就是曾经在欧美和日本风行一时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新村主义”思潮，在五四运动前后，这种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思潮曾在中国盛极一时，大批的青年学生仿效欧美、日本等地的做法，组成了各种工读互助团，期望着以此为切入口，消除阶级和政治的界限，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

但这却是一场来得快去得也快的风潮，1920年3月23日，北京工读互助团宣告解散，其他地方的工读互助团和自助新村也都因为经济等原因难以为继。随着一个后“五四”时代的到来，无政府主义很快在中国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这使得闽西大山里的这场“农村共产团”实验注定是一场不合时宜的“新村梦”，然而，令时人感到诧异的是，这场实验却奇迹般地坚持了下来，一直持续到了1949年，当中国的多数地方都难以走出动荡不安的泥淖时，这场实验却在闽西的大山里创造了一个无赋税、无征兵征粮、自立自保的特殊区域，时人称之为“新桃源”。

一名青年的“新村梦”

在发起这场“新村梦”之前，傅柏翠乃是一名受到南京方面通缉的国民党左派。“四一二政变”宣告了国共两党的分裂，众多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成为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缉对象。1927年5月7日，上杭县也发生了政变，得知消息的傅柏翠在深夜跳下城墙，化妆逃回蛟洋家乡。

那一年，傅柏翠31岁，但却已是一名颇有资历的革命者。

1896年，傅柏翠出生在上杭县蛟洋村，其家为当时闽西一带的大地主之一，每年可收租四千担米谷，在晚清的大变局中，“衣食足而知革命”成为许多富家子弟的风尚，傅柏翠也不例外，辛亥革命爆发那一年他才15岁，刚刚从上杭县城的琴冈高等小学堂毕业，少年意气的他立刻加入了这场革命洪流，不但在第一时间剪掉了辫子，还和几名要好的同学“每人交了一元大洋的会费”，加入了同盟会。

1914年，傅柏翠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法政专科，同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斯时的日本，也在“一战”爆发后进入了一个思潮澎湃的时代，热衷于乌托邦式运动的日本小说家、剧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展开了新村实验，力倡新村主义，这是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杂糅在一起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武者小路实笃看来，只要组织和推广共同劳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并普及教育，那么不需要实行暴力革命就能战胜资产阶级，建成理想的自由社会。

当时的中国正在经历新文化运动，新村主义很快成为影响无数中国青年的一种学说。1919年，周作人实地考察了日本的新村实验，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访日本新村记》一文，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新村实验热潮，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的青年学生纷纷仿效日本的新村实验，组成了各种工读互助团，期望着以此为切入口来改变中国，以新文化运动的主力人物高一涵为例，他曾以“涵庐”为名著文说，新村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大新村，“不单没有阶级的界限，就连那政治的界限也渐渐地化除了”。

但这一场热潮在1920年即以北京工读互助团的解散为标志，宣告结束。也是在这一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文说，在城市里，无论是地皮还是房租都很昂贵，无法安放青年们做新村实验的理想，但他同时也说，新村实验在城市的没落不代表完全的失败，“如果回到农村，或许还可以维持”。

傅柏翠从留学日本起就是一个坚定的新村主义信仰者，他曾经对友人说到，当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曾和同学们一起讨论过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思想”和英国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出身于乡绅家庭的他很关注在农村实行生产和分配社会化的问题。1919年，当五四运动正值高潮时，傅柏翠也前往北京寻觅同仁，他肯定看到了新村运动在北京的快速起落，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这一运动的信心，或许是李大钊在《新青年》上的文章给了他以鼓励，他曾试图邀集一二十个朋友到他的上杭家乡做新村实验，但众人都认为他这是书生意气，得不到支持的傅柏翠只好暂时作罢。

在上杭，傅柏翠虽然是最早一批的同盟会成员，但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地方的政局动荡也令他一度失去了对这个组织的信心，1923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使它再度焕发活力，随后傅柏翠也出任上杭县临时参议员，并以律师身份，把上杭的两大贪污案公之于众，一时间，傅柏翠在家乡名声大振，痛恨他的官僚豪绅则咒骂他是喜好挑起事端的“学生皇帝”。

大革命的失败，让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傅柏翠在瞬间成为一名政治边缘人，那时的他或许不会想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第一次遇上了把曾经的“新村梦”付诸实践的机会，而这场新村实验的展开，将使他在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里游走于国共两党之间。

大革命后的“农村共产团”

1927年9月4日，在福建西部的长汀，当地居民好奇地看着一群外省口音的军人扛着枪从宝珠门进入了汀州城，那一天长汀下了几场小雨，但天气却依然很炎热，这群军人一进入汀州城，就开始在墙上用石灰水粉刷“实行土地革命”等标语，一些政工人员还拿着小红旗站在板凳上演讲，号召人们起来打倒土豪劣绅。

这是一路南征来到闽西的南昌起义部队，正被通缉的傅柏翠在第一时间成为这支部队的发展对象，9月9日，部分起义队伍离开长汀前往上杭，傅柏翠成为上杭第一批接应南昌起义军的中共党员。

1928年，傅柏翠在蛟洋创办平民学校和农民夜校，这个富家子弟想尽办法让农民认识“封建剥削制度”，比如他写了《农民苦》一歌，让当地农民传唱，在这首歌曲里，农民的生活是“朝晨起来做到暗，衣食都不足饱暖”，而地主的生活则是“快活收田租”；同时，傅柏翠一家作为当地最大的地主带头退租，其他中小地主也不得不效仿。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蛟洋农会就成为当地最有力量的组织，并建起了农民自卫军，由傅柏翠率领。

1928年7月，龙岩的国民党旬刊《狂涛》声言：“上杭的白砂、苏溪坡、高车、蛟洋等处，共逆啸聚，党首系留学生，即军阀统治下的一个大土劣傅柏翠，借蛟洋之农民协会为总机关。”

但让时任上杭县委宣传部长的邓子恢感到不解的是，傅柏翠这个国民党眼中的“土劣”却不赞同红军的土地革命路线，二人为此发生争论，邓子恢认为革命是暴烈行动，应立即展开土地革命，但傅柏翠却认为革命应该是渐进式的，不应当是暴风骤雨式的。

上杭县文史学者陈赛文在分析这一时期傅柏翠的思想时这样说道：“傅柏翠仍然带着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一心想在家乡搞这种实验。”

1929年，继主动劝说家人向农民减租、退租之后，傅柏翠又说服家人，将他家的每年可收租四千担米谷的田地交给农会分配，蛟洋一带其余地主的土地也纷纷或效仿傅家主动交出，或被农会没收。

1930年，傅柏翠和邓子恢等人的分歧公开化了。当年3月18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傅柏翠拒绝出席。随后，邓子恢以中共闽西特委名义致信傅柏翠，历数他“不接受上杭县委的指示起来做杀土劣、烧契据等工作”等种种过失，并批评他坚持实施“农村共产团”乃是“不明白土地革命意义”。

1931年，傅柏翠被开除党籍，此时的闽西苏区，又发生了“肃清社会民主党”事件，上杭县也出现了“傅柏翠是社会民主党的党魁”的标语。

早先的意见冲突，至此发展为军事对抗，当两千多名红军夹击蛟洋一带时，傅柏翠拥兵反击。事后，傅柏翠控制的蛟洋、古田遂成为闽西苏区的一片特殊区域。

1933年“闽变”前后，身为闽西地方重要人物的傅柏翠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在“闽变”中，蒋光鼐任命傅柏翠为闽西善后处主任；“闽变”后，福建省主席陈仪也承认了傅柏翠对蛟洋、古田一带的实际控制权。不再有外界插手的傅柏翠，得以在蛟洋、古田一带专注地展开他的“新村梦”。

斯时的傅柏翠，既不赞同中共武装暴动、土地革命的路线，对蒋介石的独裁也不以为然，他在自己控制的41个乡村共计45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实施“要自由，要和平，不要阶级斗争”的“农民独立革命”，希望走出一条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具体做法如下：

在政治方面，傅柏翠放弃了组织政党，而是组织了“自治委员会”，作为农民自治的机构，实施民主选举，凡16岁以上的农会会员，无论男女，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在经济方面，“农村共产团”在蛟洋、古田成立后，所有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都收归集体所有，实行“共生产、共消费”，但并非是大锅饭，而是实施“计口授田”，即将集体土地平均分配给包括原地主在内的各户耕种，同时留一部分作为公田，由村农会派工耕种，收获的粮食用以照顾鳏寡孤独、残疾人和无劳动能力的村民。

蛟洋、古田一带的粮食本来就可以自给，在这一“新村梦”实施之后产量进一步增加。傅柏翠还动了很多心思鼓励村民的热情：每年正月二十九日，蛟洋、古田举行农副产品展览交流大会，对优胜者给予奖励，一名叫傅赞谟的农民带着杆径2寸的大蒜参加比赛，当即获得8块肥皂的奖励。此外，傅柏翠还创办了“上杭县蛟洋农民银行”，后改为信用合作社，向农民发放小额贷款；同时，他还发起创办了松香松节油厂、樟脑厂、酒精厂、造纸厂、炼铁厂等集体企业。

在军事方面，当时的蛟洋、古田有一支农民自卫军，凡18岁以上的青壮年，实行轮班服役制，每人每次服役3到6个月，以维持一支500人的常备军事力量，村自治会对服役战士的家庭给予优待，派劳力代耕。

此外，蛟洋、古田还成立了乡村警察所，邮政代办所，并架设了电话线路；傅柏翠还极力推行婚姻自由，在他的倡导下，凡青年男女相互了解、恋爱成熟的，只要到农会办理证明文件就可以结婚。

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闽西一带仍有红军游击队活动，傅柏翠率领的农民自卫军和这些红军游击队保持一种互不侵犯的关系，红军游击队不攻打傅柏翠的武装，不到蛟洋、古田活动；作为回报，傅柏翠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对红军游击队不禁粮，不封锁物资。重新来到闽西的国民党力量，则从未真正有效地控制这一片区域，尤其是在上杭，无论是地方军阀势力，还是国民党当局派驻的县长，都不敢在蛟洋、古田一带征兵征粮，使得这一带成为极其罕见的一片“不共不国”的完全实施农民自治的独立区域。

“新村”一梦二十年

淳朴的农民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来念叨傅柏翠的好处，至今，在蛟洋、古田一代，一些老人还相信，傅柏翠是“豹虎神下凡投胎出世的”，凡是傅柏翠走过的地方，“一定会五谷丰登”。

对于乡民们的这些说法，傅柏翠自然不会当真。在他的辛苦经营下，蛟洋、古田的“农村共产团”实验一直坚持到1949年，差不多持续了二十年之久，其间，为了保持这一局面，他也不得不与多方力量进行周旋，而当时的国民党当局，为了获取他这个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也对他的做法采取了至少是表面上的支持态度。

1933年，国民党中统主办的刊物《社会新闻》登载《闽西社会主义实验区护持者傅柏翠》一文，对傅柏翠的“新村实验”大加称赞。

1934年，时任福建省主席的陈仪准许蛟洋、古田的农民把分得的土地陈报备案，确定了傅柏翠实施的“计口授田”的合法性。

1947年，在国共两党的交锋中，全国许多地方成为两党交锋的战场，而蛟洋、古田一代仍然像往日一样平静，不受外界的干扰，这使许多人将之比拟于现世的桃花源。这一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赖琏令其秘书撰文介绍蛟洋、古田一带的情形，刊登在《东南日报》副刊上，文章题为《新桃源记》。

当然，也有不甘心失去大片土地的地主不断控告傅柏翠——他们算是遇到了对手，傅柏翠既有法律专长，又有政治声望，他不慌不忙地与这些地主折冲尊俎于法庭之上。1935年，一名叫黄永滋的地主控告傅柏翠是“白皮红心”的共产党，要求他立刻把已分配的土地物归原主，官司从福建一直打到南京，让黄永滋惊诧的是，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居然很快就判决他败诉，原因是被告的辩护词实在是太有力了。傅柏翠在驳回控告时这样说道：他自己家也曾是拥有四千担谷田的地主，这些田地早已分配给农民，因为只有这样方可忠实执行孙中山先生“平分地权”的遗训，黄永滋也是国民党员，难道不应一起遵守国父的遗训吗？

1949年，蒋介石兵败大陆，仓皇退往台湾，傅柏翠在闽西宣布起义。这一年年底，古蛟区人民民主政府成立，蛟洋、古田一带持续了几乎二十年的“不共不国”的状态正式结束。

1950年9月，傅柏翠离开上杭，到福州出任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长；1950年12月，上杭“土改”开始，上杭县政府认定蛟洋、古田一带“保持了土地革命的果实”。这一结果让傅柏翠稍稍感到心安，但到了1955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来到上杭，蛟洋、古田一带又被认定为“民主革命不彻底”区域，需要进行“补课”，导致以往追随傅柏翠做“新村实验”的许多人都被划为地主、富农或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叛徒和坏分子；傅柏翠一家也未能幸免，傅柏翠的长子傅翔欧被划为恶霸地主遭到审讯，傅柏翠的次子傅翔亚则被判处劳动改造，在福州的傅柏翠也为划为“小手工业主”。

晚年的傅柏翠又开始了四方奔走，为自己一家人和战友们鸣冤叫屈，但他仍不断地遭到审查。“文革”爆发后，造反派强令傅柏翠揭发所谓的“闽西叛徒集团”，将目标指向了中央苏区时期的许多老干部，傅柏翠拒绝写诬陷材料，造反派在盛怒之下抄了傅柏翠的家，又把他押送到闽西的农场劳动改造。

    一直到“文革”结束，傅柏翠才等来历史冤案解决的一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福建省委和闽西地委对闽西苏区发生过的“肃清社会民主党”事件做了调查，认定此为一起重大的历史冤案，应予以彻底平反昭雪，并对1955年“民主革命补课”错划成分的问题进行了纠正，傅柏翠的名誉得以恢复。

1986年，傅柏翠以90岁高龄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傅柏翠在福州去世。

本文为“新历史合作社”新推出的数字杂志——《我们的历史》总第12期内容。

感谢“新历史合作社”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