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遗言”涉案人员今何在

    反观、回溯当事人30年来的人生经历，了解“总理遗言”案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他们的人生道路又因此发生了哪些变化，从中不难深刻感受到时代的变迁。“总理遗言”案的所有涉案人员在出狱后，人生道路都因此有了程度或深或浅的改变。

    对于公安部门认为“总理遗言”案的两位“主犯”李君旭和袁中伟，一位当年曾作为“掺沙子”进入“总理遗言”专案组的老公安说，专案组成员在追查“总理遗言”的过程中仔细阅读了抄家查获的袁中伟和李君旭的一些笔记、日记、来往信件，以及综合各方面的调查、审讯后觉得，李君旭的文章、诗歌文采斐然，很有才华，但政治上不太老练；而袁中伟文采虽然不如李君旭，但思考问题比较深刻，很有政治头脑。专案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总理遗言”是“袁中伟的脑子，李君旭的笔”。

    李君旭，释放后依然回到杭州汽轮机厂，他的工作没有变动。李君旭则是陈同海等人常在一起玩的好朋友，尽管陈同海并未参与制造遗言，但他也受到牵连被抓，“四人帮”垮台后，他们都是为反“四人帮”的英雄。

    陈同海的父亲陈伟达已经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有着一层关系，李君旭不久就担任了厂长助理、厂团委书记，上了大学。后来到了《浙江日报》文教部任副主任，又担任了《东方青年》杂志副总编辑。八十年代初，《啊，龙》获得全国报告文学大奖，在浙江文学界也立刻有了自己的地位。后来陆续发表《遗言震动世界》、《悼念班禅大师》、《〈编辑〉人情与竞争》、《外行书记》、《经营副厂长》等作品。

    李君旭由于有与陈同海和陈伟达的关系，当然自身也表现出从政欲望和能力，陈伟达将李君旭列入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备人选。在这拨“总理遗言”案受牵连的热血青年中，除陈同海有省委书记的老子不说了之外，李君旭是不但事业有成，前途一片光明，而且又有漂亮的妻子，幸福的家庭，真是让杭州人羡慕不已。

    但是，李君旭这头顶“反‘四人帮'英雄”桂冠，在这铺满鲜花的仕途上及将跨入更高“政治明星”序列之际，透支的身体，再也撑不住，他倒下了。

    李君旭是“总理遗言”的伪造者，这个国家级特大政治案的首犯，张春桥要的不是只要李君旭承认自己是“总理遗言”的伪造者就仅此而已，他要的是李君旭说出他背后比袁啸吟还要级别更高的后台，李君旭在哪里去找呀？事实上就没有。可公安部要给张春桥交差，北京特殊监狱中的审讯就可想而知：要他交出后台，没有，无情高压审讯，挨打受骂，家常便饭，脑子受损，无情的精神和肉体折磨，精神完全崩溃，靠超量的安眠酮来强制睡眠，成瘾中毒，出狱后依然要长期大量服用，尽管身体不行，也要强行硬撑，才使事业犹如春风，他是一个十分爱脸面的人，一心上进，不愿公开治疗，妻子两度怀孕，都怕因他中毒影响孩子，而引产。据说是在狱中被打坏了脑子，父母、哥哥都是杭州著名的医学专家，开颅治疗，都觉得已经为时已晚。

    李君旭彻底倒下了，毛发脱落，已是秃头，神情呆滞，语无伦次，已经在病榻上度过了20多年，父母走了，问他他不知道，美丽的妻子也早已离他而去，现在只有福利院的特护护工陪伴，终日蜗居在斗室之中消磨残生……。

    现在，唯有“总理遗言”的炮制者李君旭和传抄者袁中伟，长达几十年的夹缠更紧，也许就像是一种宿命。袁中伟曾无可奈何地说：“我们俩命中注定有个死扣难解难分”。从袁中伟被拖进“总理遗言”大案起，无论李君旭怎样沉沉浮浮，只有袁中伟对他一如既往，永远不变。

    李君旭生命意义的悲剧性就被深刻地凸现了出来。这种悲剧性既隐含着生命在宏大历史面前的低微、无助，又折射出脆弱的生命个体无法跨越自身精神囹圄的悲哀。他到最后都没有坦然地面对自己的一生，终究也没有说出“结果清清楚楚，过程模模糊糊”的“总理遗言”案的一些关键性的真相。人性如此复杂，最终也使本来就纠结不清的历史更加迷雾重重。也许历史终归成为遥远而虚妄的记忆，而苦难历史中那些许美好人性的呈现和勃发的生命强力却仍然能让我们为之震撼，这是对历史中不断被异化和扭曲的人性的一种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