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总理遗言”的传播

    在1976年2月10日晚上，天依旧寒冷，大家又集中到蛐蛐儿家聚会。蛐蛐儿在昏黄的灯光下，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那就是他精心炮制的“总理遗言”。当时在场的袁中伟、阿斗、晨光，看了以后没有一个人怀疑，在议论了一番，大家都猜测的挺像之后，全都埋头抄写起来。

    在场抄录这份“总理遗言”的人，无一例外地都将这份抄录的“总理遗言”拿给周围的亲人、朋友、同学看了，而每一个看的人也都无一例外地埋头就抄，袁敏也是在这个时候从哥哥手里看到“总理遗言”的，她看了以后，依然埋头就抄。她当时甚至还把它背了下来。没有一个人问及这份“总理遗言”的来源，也没有一个人对这份“总理遗言”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而每一个抄录的人又都以最快的速度再传给他们周围的人。

    就这样，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一位23岁小工人之手的所谓“总理遗言”，却冠以周恩来的名字在短短的时间内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地传遍了几乎整个中国。

    从1966年“文革”开始，中国社会动荡了十年。老百姓心头压抑已久的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如长时间积聚的滚烫岩浆，随时都将喷涌而出。蛐蛐儿杜撰“总理遗言”，恰恰迎合了广大人民心里想说没能说的话，应了人民的心里渴望，人民更加怀念周总理，希望邓小平能在危难之际为国担大任。

    再说，在那特定的、封闭的历史环境下，人们读到“总理遗言”，尤其是最后“骨灰不要保存，撒掉。”无不潸然泪下。“撒掉”，意味著什么？总理一生清贫，没有子女，死后骨灰都不保存，要撒掉，他在担心什么，担心政局不稳定啊！

    蛐蛐儿杜撰“总理遗言”的初衷，是希望“总理遗言”流传的，让人们知道他想说的话。但他没有预示到流传这么快，这么广，影响那么大，直至国外130多家电台轮番播送。这不仅是中央始料不及，也是李君旭没有想到的。

    1976年4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电话通知，通知中说“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劈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紧接着，公安部根据中央精神，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局发出1976（12）号文件《关于认真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的反革命谣言的通知》，张春桥说，儿子背后有老子，司机背后有首长，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于是，全国范围的大追查、大搜捕开始了。

    大逮捕开始了

    李君旭被抓，袁中伟被抓，公安部门认为“瓜子的脑袋，蛐蛐儿的笔”，伪造“总理遗言”的两个主要人物到案了，应该收网了。

    袁中伟的父亲袁啸吟，家住杭州市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袁啸吟和董静芝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夫妻俩的结合是党组织派他们以“夫妻”到敌占区从事情报工作，开始认识、相恋，经组织批准成为真正夫妻的。袁啸吟曾因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本鬼子无端扣押27天，虽然他想方设法逃脱了敌人的魔掌，然而却苦于无人证明的缘故，所以，在建国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受到冲击与审查，成了女儿说的“老运动员”。文革中，自然在劫难逃，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受到抄家、批判，而后靠边站。董静芝，早在战争岁月就已经背叛自己的富有家庭，积极参加了革命。而且，因为受自己出身问题的影响，在建国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母亲也曾经多次经受苦难的折磨。

    1976年5月26日下午，袁啸吟和董静芝及女儿袁敏在家。女儿正要去上班时，突然来了两个人，说是组织部要找袁啸吟谈话，并出示了介绍信，袁啸吟自然没有介意，就起身相随，但来者见袁啸吟只穿了一件圆领汗衫，便和气地说：“袁老，你还是带一件外衣吧”，这话却引起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董静芝的警觉，袁啸吟刚跟两位来者出门，她便跟女儿说：“你爸可能有事……”，袁敏对妈妈说：“组织部的找爸爸谈话，能有什么事？妈妈不要多疑……”

    但袁敏错了，还是董静芝锐敏的思维，判断准确。

    袁啸吟并没有被来人带到组织部，而是公安局。两个不认识的公安人员对他开始了询问。

    “你看到过‘总理遗言'吗？”

    “看到过。”袁啸吟回答。

    “是从哪里来的？”

    “是儿子从社会上得来，我从儿子处得到的。”

    ……

    当天，袁啸吟被关进看守所。

    其实，袁啸吟的儿子袁中伟， 5月9日已经在上海的姨妈家被捕了，押回杭州关在小车桥监狱。没过几天，公安人员的突然到袁啸吟住处抄家，就是因袁中伟被捕，当然，对抄家见惯不惊的袁啸吟和家人都不知道，自以为是造反派所为。

    袁啸吟被带走，董静芝叫女儿赶快去上班，袁敏上班去了，随后，在杭州炼油厂上班的大女儿袁晓燕，也下班回家了。

    袁晓燕觉得家里充满着郁闷的气氛，她坐在灯下，默默地陪伴着病情日益加重的妈妈。这几天，她的家里接二连三地遭到了突如其来的打击……

    此时，时针已经指向九点。窗外“哗哗”地下起大雨来了，屋内灯光暗淡，寂静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