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都积胜图》局部，从中可见明朝北京民众的休闲生活。

明代北京成为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明代重开会通河，大运河的疏通促进了商业的繁盛，也使北京发展成为当时北方最大的市场。由此，北京由辽代军事重镇转变为重要的消费型都城，这无疑为休闲活动的发展提供了主体基础、经济基础、时间基础和强烈的市场需求，极大地刺激了北京城市旅游休闲地和休闲服务业的发展。而在几十万的北京居民当中，绝大部分都是平民阶层。与皇族、文人士大夫的休闲旅游生活不同，明代北京平民的旅游休闲有其独有的特点。

多选择近郊名山秀水地

总体而言，明代平民的风景游览地都在文人士大夫的游览范围中，但平民百姓的活动半径仅限于城内和近郊，游览地点数目要少于士大夫阶层。平民的游览地主要包括西湖（昆明湖）、玉泉山、戒坛、秋坡、碧云寺、香山、潭柘山、天坛松林、高梁桥柳林、德胜门内水关、安定门外满井、积水潭、金鱼池、柳浪庄等。

这其中，柳浪庄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风景游览地。柳浪庄位于海淀西五六里，昆明湖附近，俗称六郎庄。明清之际以柳胜，因“柳浪闻莺”义而命名。此地水田遍布，稻禾与白莲、菱芡、荸荠等互相映衬。春末夏初，柳叶、稻田景观与初开莲花构成可观风景。此处盛产河鲜。鲜美而价廉，价格为城中市场的三分之二，故四时负贩络绎于途。庄有茶肆，为负贩就货色论价、休息饮食的地方。海淀仁和佳酿莲花白酒原料之一即取自此庄所产白莲。柳浪庄成了一处以水乡稻作农业景观为特色的郊外休闲游览地。

明代北京城还出现了饲养和观赏金鱼的专门场所——金鱼池。该地自然环境优美，有上百个池塘，水清柳垂，周围有三里河故道，亭榭围布，园林别业绕池而筑，而一般住户少，空地较多，南抵天坛，构成了一个理想的公共休闲地。

明代女性在郊游活动中的积极和开放值得关注

从清明开始，北京城居民的游览活动开始兴盛。而明代女性在郊游活动中的积极和开放更值得关注。“都人好游，妇女尤甚。……三月东岳诞，则耍松林，每每三五为群，解裙围松树团坐，藉草呼卢，虽车马杂沓过，不顾。归则高冠大袖，醉舞驴背，间有坠驴卧地不知非家者”。

另一个特点是逢节必游。无论是民间传统节日还是宗教节日，往往是全城出动，群游以乐。如清明节、燕九节、浴佛节、端午节、中秋节，均是如此。例如，烧香礼佛本是一项宗教的礼仪活动，但在明代成为普通老百姓旅游的借口。

游客规模大，娱乐性强

每年清明，都人提壶装酒食，带棚席，铺地而坐，妓女和名优也纷纷出场演剧竞技。娱乐活动众多，有扒竿、筋斗、口到喇、筒子、马弹解数、烟火水嬉。扒竿是以竹竿为依托而表演的杂技。口到喇应是口技演出。还有以三个空筒变化出飞鸽、跃猴的表演，时人已认识到其奥秘在于“捷耳，非幻也”，说明至少在明末，魔术已经出现在北京城市生活中。如此多的高水平表演活动使得“是日，游人以万计，簇地三四里。浴佛、重午游也，亦如之”。

    当时娱乐活动最盛的地点在一座小桥旁。此桥不在高梁桥旁，也不在船坞，而是“在万牲园后，苇荻丛中，此桥在明代如清代之二闸，以献技曼歌胜，在清及近日以清幽有诗趣胜，虽皆造成堕落人生，总之泾渭自分流也”（《北平历史上平民游赏地记略》）。明代北京人对高梁桥区域的喜爱并不局限于在浴佛日等少数几个特定的日子，而是“浃旬乃已，盖若狂云”（《长安客话》卷三，45页）。山阴柳人曾以《春日高梁桥》诗道：“东风遍绿宫墙柳，柳外游人各群友。……年少肩摩西向郊，眼纱影里佳人面。……暮鼓冬冬竞向城，蹇驴难避殿诃声。”看来，大规模的郊游活动也是都城青年男女很向往的重要社交方式。

总体而言，明代平民休闲旅游的范围较为狭窄，游览地点数目要少于士大夫阶层。平民的游览活动相对而言较为固定和集中，喜欢饮酒听歌，欣赏文艺演出，参加竞技活动，以感官的愉悦和享受为主。此外，百姓出游的规模往往远较好结伴游的士人群体庞大，因此十分喧闹。这些都与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文化水平、审美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休闲产业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