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是老北京对各官府机构的准确评价。从理论上说，古代官员非世袭，多是平民出身，通过科举考试才当上官员，却为何不愿给老百姓办事呢？

　　道理很简单，科举考试严重脱离实际，比的是谁能背死书，官员们满腹经纶，却无办事能力，只会讲大道理、争道德制高点，靠价值观来断事，具体操作全赖小吏。在老北京，各级政府少不了书吏，他们熟悉法律规章，却没有正式身份。

　　当好书吏并不容易，先要拜老书吏为师，并在其帮衬下进机关，第一年叫“事务”，只能打杂，没任何收入，连午饭都得自己准备，第二年叫“写字”，官方给午餐费，第三年叫“贴写”，依然抄抄写写，两三年后，可升为“注销”，负责来往文档，以后升为“说堂”，可与长官接触，再升为“值宿”，在领导下班时独当一面，再往上是“办稿”，替领导写稿，稿写多了，就成了“看稿”，最终为“经承”，是书吏的头目。

　　书吏升迁艰难，其间备尝人情冷暖，可清廷却规定，“经承”最多任职5年。清廷担心，老吏业务过于烂熟，将操纵官员，可如此刻薄，不仅执行不下去，还会产生副作用。

　　事实上，各衙门都是应付了事，“经承”一到5年，便让其更名改姓，糊弄上级，因为官员们确实已离不开这些老吏，上级对下属的小动作了然于心，但想到自己部门也要靠老吏，故视而不见。

　　清廷用老吏，却又防老吏，且在制度上克扣老吏。清代各部门经费中，虽有“饭银”支出，但远远不够书吏们养家糊口之需，为维持团队稳定，“经承”只能自掏腰包，可这么大的亏空，总不能自己出，这就逼着老吏们贪污腐败，到后期，成为公开化的“陋规”。甚至连发给曾国藩的军饷，也需向相关部门缴纳“陋规”，否则就拖欠不给，连皇帝都无可奈何。

　　吏治败坏如此，为何不加整肃呢？首先，到清末时，问题已积重难返，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成本太大，所谓“官帮官，吏帮吏”，动一个老吏，各部门老吏或请托，或找门路，甚至集体罢工，部门工作立刻瘫痪；第二，老吏虽是蠹虫，却是封建皇权所需要的，皇帝希望官员无能，这样才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而老吏虽能干，却名不正言不顺，名誉又差，且多有贪污腐败的案底，故更容易操纵。

　　“治官不治吏”，结果清末屡次整肃官场，皆流于形式，“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局面始终未能打破，对老吏来说，他们手握大权，却得不到尊重，升迁无望，连正式工资都没有，自然也就不会廉洁奉公，更不会为百姓办事了，老北京对衙门评价颇低，不是没来由的。（本文资料主要引自《北京志·人民生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