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北京有两个家喻户晓的“小人物”。他们或敲梆警醒沉睡的民众，或街头演讲启发蒙昧的百姓。貌似癫狂，却是爱国心切；匹夫之举，方式别致而为人敬佩。他们虽有名姓，但却以“六更”和“醉郭”的别号享誉京城。

    晨曦中，八大胡同灯已熄，酒还绿；天桥落子馆门未启，笙歌已歇；被八国联军轰得仅剩基座的前门楼子，发着痛苦的梦呓——整个北京城还在酣眠。一位四旬中年男人，身披一条戒大烟的广告彩条，手拿一只大号梆子，梆子上写着“唤醒同胞，改良社会”。穿胡同、过小巷，他边走边敲，每次都是连敲六下，最后一下尤其响亮。敲完，他就大喊:“五更即起，现在都六更了，你们还不起吗！洋人欺负我们，当权者误国，再不起来，中国就亡喽！”十几个春秋，这梆声与呐喊萦绕在京城的胡同里。

    “六更”先生姓李名德崇，原籍天津宝坻，约生于清同治三(1864)年。早年的他搏过功名，中过秀才，在东北某县做过官。目睹国运日衰与官场黑暗，他“舍政界而就社会，不做官而为公民”，来到北京寻求救国之路。他对自己敲梆警世是这样解释的:“见我同胞，天交五更未醒……六更及吾同胞均当起而救国。不然二十年后，祖国亡矣。四万万同胞沦为异族牛马，他族不以人类目我也。二十二省大好山河，天演淘汰，同归于尽也。岂不悲哉，宁不痛乎！千载一时，万年一日，断不可轻于让退，实不能不急起而直追也！”①1917年，“六更”先生受蔡元培等名人指点:“办报比敲梆能警醒更多人。睡狮醒来，中国就有救了。”蔡元培亲笔题写了“睡狮棒喝”匾额，并为他创办的《六更公报》撰写了发刊词。这张以“警醒公群，维持公益”为宗旨的报纸，日出六版，内容涉及国情教育、时事要闻以及演说、评论，鞭挞丑恶，直指国贼。《六更公报》虽然只办了一个多月，出了33期，就被段祺瑞政府查封，但却是“六更”先生的眼泪与悲声、呐喊与浩气的体现，就像他的梆声一样，长久地回响在北京人的心中。

    几乎与“六更”先生同时，北京街头还有一位“佯狂装疯、谩骂当局、歌哭于市”的“游行演说员”，人们只知他的别号叫“醉郭”。他衣衫褴褛，像个乞丐或穷教书匠。他专往天桥、八大胡同这些热闹地方去，边走边唱，只要有人围上来，他就站定了开始演讲。虽半是醉话，半是谩骂，但其内容却是社会不公与政府无能。后来他身穿一件《京话日报》的号坎儿，手拿一份报纸，声音清亮地讲解报纸上的内容。他能把报纸上的政治术语，变成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把革命义举与官场诡谲讲解分明，还能把义和团、庚子之变等编成唱本，沿街唱卖，且“无一不知，都能透说”。“醉郭”敢讲公理，名气愈大，连天津商会都登报访请。这为文盲众多、精神麻木的京津下层民众打开了一扇窗，开创了平民百姓关心国家大事的风气。但是，“醉郭”也因此饱受反动当局的迫害。先是地面儿上的“官人”驱逐他。后来有了巡警衙门，说他“有碍交通”，不是打就是抓他。从光绪二十九(1903)年到三十三年，他被打六次，被押进班房五次。

    “醉郭”好喝，又是个粗人，但他却结识了许多文化人，有的还是生死之交。《正宗爱国报》主人丁宝臣因他贫穷，每日周济他十枚铜圆。《京话日报》经理彭翼仲常把他请进报馆，向他了解市井民俗以及社会各方对《京话日报》的反映。彭还聘他为该报的“游行演说员”，宣讲报纸内容，推销报纸。天长日久，这位报馆经理与“醉郭”成了莫逆之交。彭翼仲因故得罪政府遭软禁，以“开枪击伤警员”罪名发配新疆。“发遣日由大佛寺启程，市民数千人送。讲报人醉郭随去戌所，道出保定……”①依依惜别，情同手足。

    “醉郭”与梁济(梁漱溟之父)更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友情。巨川先生(梁济字巨川)8岁就随家人居京，做过四品京官，民国后又在民政部任职。他与“醉郭”交情非止一日。“(醉郭)云游讲报，每逢在崇文门外讲报之日，必到(梁济)舍下借宿。鄙人家里的大人小孩，全都欢迎他。”②一位是官员兼文人，一位是“贫贱之士”，“醉郭”到梁家却受到上宾的招待。梁夫人张春漪亲自张罗饭菜，一家人围坐在他身旁，听他讲“街上艰难困苦的事”、“下层社会的状况”和“衙门口打官司差役们种种弊端”。梁济视“醉郭”如“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的东汉义士张俭。张俭因举劾宦官“困迫遁走”，李笃等冒死收留(事见《后汉书·党锢列传五十七》)。他将“醉郭”视为豪杰，与之交往是“有光彩的事”。

    “醉郭”姓郭名瑞，字云五，别号“醉郭”，北京卢沟桥人，生年不详，故于1913年5月21日。“醉郭”辞世，丁宝臣在《正宗爱国报》上发了讣告；彭翼仲出资50元，买棺装殓；梁巨川撰写了“表扬醉郭之一斑”的悼念文章，发表在报纸上。“醉郭”葬于陶然亭，后由家人迁回家乡安葬。

    “六更”与“醉郭”事散见于各类史料。因为他们都曾在天桥一带“敲梆”、“演说”，有学者曾把他们列入天桥“八大怪”。例如翁偶虹先生曾在“北京八大怪”(载于1988年12月27日、29日《北京晚报》)一文中，将李六更列为宣统元年后的天桥“八大怪”之一。天桥“八大怪”自清末至民国，曾出现三拨儿，且属民间口传或见仁见智的评判。“六更”与“醉郭”应不属此类。正如巨川先生所说，他们是“当全国昏昏时代，能够不怕挨打，创开风气，志气高得多多”的人。将“六更”、“醉郭”与丁宝臣、彭翼仲、梁巨川等视为一类人，倒是较为适宜的。(满恒先)

    注：①王卓青“李六更与《六更公报》”，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006·1(总第107辑)。②长白山人“北京报界小史”，载《新民报半月刊》第三卷第14—15期。③巨川梁济“表扬醉郭之一斑”，载《正宗爱国报》1913年6月7日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