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共有过十个心爱的孩子，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里，生下来夭折两个，战场牺牲一个，他先后丢失了四个亲骨肉。毛泽东一生经受丧子失女的种种痛楚，这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与忍受的……

  革命胜利了，毛泽东思念失散了的孩子，组织上派人四处寻找，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这四个丢失的孩子中，惟一有希望还活在人间的，便是毛泽东丢失在中央苏区的第三个的孩子毛岸红。

  毛泽东第一个丢失的孩子是和杨开慧所生的毛岸龙，杨开慧英勇就义时才４岁。他外婆、舅舅怕敌人在孩子身上下毒手，将岸龙与岸英、岸青秘密地送到上海，叔叔毛泽民叔母钱希钧把岸龙安排在党中央办的大同幼稚园。不料出了大叛徒顾顺章，组织上突然通知毛泽民、钱希钧与党的领导人一起紧急转移。岸龙与岸英、岸青只得一起流落上海滩。岸龙年幼体弱多病，一次走散而丢失，至今渺无音讯。毛泽东第二个丢失的孩子是与贺子珍在福建龙岩所生的一个女孩，已有了男孩的毛泽东，再添个千金，不胜喜悦。但由于敌情变化，红军弃城撤退，毛泽东只得将心爱的千金寄养在群众家里。两年后再次打下龙岩城时，贺子珍来找孩子，得到的回答是“孩子不在人世”。

  毛泽东失散的第三个孩子毛岸红，也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第二个孩子。１９３２年，由傅连璋接生，出生在长汀福音医院。当时贺子珍正得疟疾，医生怕影响孩子的健康，不让她喂奶，毛泽东便又托人给孩子找了个奶妈。奶妈是江西人，当地的江西人好把小孩子叫毛毛。入乡随俗，毛泽东与贺子珍也就跟着奶妈称毛岸红为小毛毛了。而毛泽东的同事则把他叫“小毛”。小毛毛生得端端正正，眼睛挺大，像他爸爸。毛泽东非常喜欢他，每次来医院，都要从奶妈手里把小毛毛抱过来，又是亲，又是摸。有时孩子睡熟了，他就把孩子放在贺子珍身边，自己则坐在他们母子身旁，静静地凝视着。毛岸红是毛泽东与贺子珍所生的六个孩子中，惟一一个在两人身边长大的，倍受宠爱。毛泽东经常把孩子扛在肩膀上，乐呵呵对人说，毛毛比我有出息，我才一个毛，他比我多一个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毛毛已经两岁多了，呀呀学语，正讨人喜欢。毛泽东每次出门，到了傍晚，小毛毛都要站在门口，倚门而待，等爸爸回来。有时候，他等饿了，爸爸还没有回来，就会学着妈妈的样子说：“我不饿，我要等爸爸回来一道吃。”为了长征，毛泽东将毛毛交给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毛泽覃与贺怡。转战中，为了孩子的安全，毛泽覃将毛毛秘密安置群众家中。谁知毛泽覃不幸牺牲，谁也不清楚毛岸红留在何处。但毛泽东失散了的孩子中，惟一有希望还活在人间的是丢在中央苏区的毛岸红。

  长征开始后，有很多红军将士为了革命丢下孩子，毛泽东的秘书长古柏的孩子古忆民一出生就丢在了赣南。毛泽东和贺子珍商定把孩子交给留下来坚持游击活动的弟弟毛泽覃和弟媳贺怡。临行前，贺子珍从邻居那里要来些棉花，把自己的一件灰布军装剪开来，就着灯光，一针一线地给儿子缝制了一件小棉袍…… 瑞金和中央苏区落入敌人之手后，毛泽覃恐怕走漏消息，小毛毛会遭不测，就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一个警卫员的家里。以后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小毛毛也从此下落不明。

  解放前夕，为完成毛泽覃的遗愿，也为了满足毛泽东、贺子珍对儿子的思念之情，贺怡曾回去寻找毛毛。毛泽东刚进城不久，还住在香山。一天，贺怡跑来对他说：“在江西丢掉的毛岸红现在已经找到了。”毛泽东当时听了非常高兴，就详细问了一些具体情况。贺怡仔细说了一些特征后，毛泽东认定和他记忆中的时间、地点、岁数和相貌均不相符。后来，贺怡又转赴江西吉安，继续为寻找毛毛奔波，途中不幸因车祸遇难，毛泽东就说不要在找了，让他留在民间，因此，找寻毛岸红就停止了。

  1953年，幽居上海的贺子珍给当时的江西省长邵式平写了封信，说她在瑞金时生有一个男孩，叫小毛，长征出发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寄养在老表家里，现在思儿心切，请千万千万帮助查找……江西省政府下决心再找，派省优抚处干部王家珍组成寻找毛岸红专项任务组，在红军留下的孩子中遍访查找。终于找到一个，岁数与毛毛相等，血型与贺子珍相同，相貌与毛泽东相似的男孩。终于打听到，朱盛苔和黄月英夫妇曾在1934年10月，养了红军的一个小男孩，取名朱道来。江西省政府立刻把这个岁数与毛毛相等，血型与贺子珍相同，相貌与毛泽东相似的男孩的照片和材料送给中组部，中组部把有关朱道来的材料和照片转给贺子珍。贺子珍看完材料后，高兴地向中组部反映：“从照片和材料反映的情况看，朱道来很像是我的小毛。”她恳请组织上让“小毛”和他的养母一道来上海一趟，想亲眼见见他们。不久，江西省政府决定让王家珍、黄月英带朱道来到了上海，贺子珍仔细地端详着朱道来，顷刻间，止不住喜泪纵横，声声颤抖地说：“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当黄月英把当年的一件小棉袍交给贺子珍时，贺子珍双手颤抖着，不禁流下了两行热泪，想起了当年送毛毛的情景。贺子珍一把将男孩紧搂在怀里呼喊哭诉，只待主席点头了。为了防止出错，贺子珍提议还带毛毛检查身体，结果，朱道来的血型与贺子珍一致。这更使贺子珍确信朱道来就是她当年所生的毛毛。

  刘少奇和总理看了朱道来的照片已经认可，周恩来将朱道来的照片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仔细辨认后虽没有说什么肯定的意见,但他传下话说：“这孩子很像年轻时的毛泽覃！”

  谁知此时，在南京的朱月倩却说朱道来是她和霍步青的儿子，华东局深感事情重大，颇为棘手，因他涉及到一个孩子两个母亲，非等闲之辈，各自都有特殊的背景。两位母亲都是革命的功臣，为了革命事业，她们几乎都付出了自己的一切。现在，作为母亲，她们只是想获得拥有一个孩子的权利。这种感情是挚烈的，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受到伤害的。

  华东局领导同志对此事非常重视，决定由办公厅主任赵尚志亲自处理。这位精干的办公厅主任通过细致的调查了解，心里已经对“朱道来”的身份有了一个谱，但他仍不肯轻易结论。“只能细心谨慎行事，万万不可马虎大意。”他反复这样叮嘱自己。

  赵尚志走进了上海市溧阳路上那座静悄悄的洋楼庭院。此时，贺子珍已经将“朱道来”当年的奶妈黄月英接到了上海。这几天，一向幽静的庭院热闹起来了，贺子珍忧郁的脸上出现了难得的笑容。她将奶妈黄月英当作亲姊妹，也当作贵宾，盛情款待。她详细向黄月英叙述了自己丢失爱子的经过，反复强调孩子托付的所在地就是黄月英的家乡。

  赵尚志找到黄月英，请她谈谈事情的原委，询问“这孩子究竟是谁的”时，黄月英竟是那样毫不犹豫地回答：“孩子是毛主席的呀。” 这个回答打破了赵主任原先的论断，从而增加了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尽管他再三提及朱月倩及其证据，黄月英仍不改口。赵尚志问“朱道来”，自然是一问三不知。

  赵尚志见问题一时不能解决，便打电报给江西省省长邵式平，请求当地政府协助作进一步调查。任务下达到民政厅朱厅长头上。朱厅长当即派负责调查了解的干部王家珍，将江西方面的调查材料寄给了华东局。几乎所有的材料都在证明，“朱道来”是贺子珍的孩子。甚至还有一份瑞金县叶坪乡的群众联合签名，证实“朱道来”的生母系贺子珍，“朱道来”的小名是“小毛”。还有人提到一件小棉袄，说那是贺子珍亲手缝制留给孩子的，如今小棉袄还在朱盛苔家中呢。赵尚志感到束手无策了，只好将问题上交。请中央组织部来解决了。于是，奶妈、“朱道来”由赵尚志带领，上了北京。让中组部来处理一个孩子的归属问题，似乎有点小题大作，但在当时，中组部确实是这样做了，非常严肃、慎重地进行了处理。

  中组部打来电话，要朱道来、黄月英同去北京一趟。于是，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一行3个作为中组部的客人，住进了招待所。在京期间，不少领导同志前来看望了这个引起争执的孩子“朱道来”。邓颖超、帅孟奇、康克清，以及曾碧琦(古柏的夫人)、钱希均(毛泽民的夫人)等“妈妈”们更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多次同孩子谈心，关心他的成长。

  朱月倩也来到了北京，她坚持说“朱道来是她的孩子，你们必须还给我……”事情骤然间变得复杂起来了。毛泽东听了周恩来关于这一情况报告后，果断地说：“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为了不伤害两颗羸弱的母亲之心，介于朱道来已耽误了近两个月的功课，为使孩子安心学习，中组部决定朱道来既不返回南京朱月倩身边，也不回到贺子珍的上海，将孩子留在北京就读，并由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负责照顾朱道来的日常生活。当时，帅孟奇和邓颖超等人一样,家里收养了一批烈士的遗孤、革命者的后代。当黄月英辞行返乡时,中组部代表感谢了她,向她表示敬意。朱道来与养母黄月英分手时,哭成了泪人。

   朱道来被安排在北京师大南二附中(即后来的101中学)读书。在这里就读的有许许多多革命先辈、先烈的子弟。学校条件优裕、教师尽职尽心。朱道来走进这个新环境，很快就被吸引住了。他自知文化知识根浅底薄，一心想追赶上去。这一年，他门门功课都居上游，期终考试，平均每门功课在80分以上。后来考上了北大，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1971年11月，发现已是“肝癌晚期”，同年12月，终因抢救无效，在南京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