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灾祸来临的时候，古人们是如何抗灾的呢？

    自然灾害与我们五千年的文明相伴相随，但中华民族正是在同灾荒的顽强抗争中一步步坚定走来。这里，既包括每一个普通个体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也包括历代王朝在防灾减灾救灾方面做出的努力。

    古人尚且如此，今人更应努力！当一个勇往直前、众志成城的民族拭去眼泪从废墟中站起来时，我们发现，面对灾难，我们从没有失去过信心。

"罪己诏"

    据记载，商汤在桑林中祈雨时曾说"六事"，要求帝王在灾害发生后，要及时地对政道、民生、俭奢、宫政、官员收受贿赂、谗言盛行等等有关吏治民生的情况进行检讨。

    其后，"六事"不断演化，其目的无外乎是祈求上天宽恕所犯的罪恶，达到天地人之间的和谐，达到农业经济的复苏。

    康熙十八年北京大地震的震级为8级，震中烈度为十一，震中在今北京、平谷、河北三河一带，"东至辽宁之沈阳，西至河南之安阳，凡数千里，而三河、平谷最惨"。地震所及范围至河北、山西等数省，共计200多个县市，最远记录达700多公里。

    面对着如此严重的灾情，当时的统治者康熙发了"罪己诏"，言道："地忽大震，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职业，以致阴阳不和，灾异示儆。"大灾面前，古人不能理智地做出应对，反而认为天灾缘于人祸。

拜天祭神

    据《元史》记载，元代每次发生海啸之后，都有"祀海神"，"修醮禳之"，以及"修佛事"、"造浮屠""以厌海溢"等举动。

    宋朝文学家苏轼有一篇文章，名为《喜雨亭记》,记述了陕西的一次旱灾情况。苏轼当时为凤翔签判，被派赴太白山求雨。苏轼非常认真地做这件事，不但求神祝祷，甚至还不惜越级向皇帝写疏奏，请求把太白峰龙神的爵位由"侯"改为"公"。因为唐代就封龙神为"公"，如今降了级封为侯，苏轼恐怕是因为龙神闹情绪，才不下雨。没想到过了些日子，连下三日喜雨。苏轼大喜，把自家院子中的小亭命名为"喜雨亭"，并作文《喜雨亭》记，在文中他称："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此一文充分显示出像苏轼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对上天充满敬畏之情。

    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做这样的无用之举，大多时候往往带来的是实质性赈灾的延误。唐代元稹就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唐中期一次全国性的大旱灾中，元稹这样评价政府的祭天之举：

    国家抗灾虽然有点成绩，但旱情仍然不减，整个农历六月都没有下过一滴雨。我们向上天祷告不能说不殷勤，每天都要祭拜龙王河神。但我祭拜归来深深思忖，"天道"太远了，还是直接救助灾民要来得实际一些。

开仓赈粮

    历朝统治者对灾区施行赈救的态度大多还是积极的，如上文提到的汉元时期的大海啸。汉元帝灾后即"诏吏虚仓廪，开府库赈救，赐寒者衣"。就是把所有的库存物资全部调出救济，特别是发放衣物帮助灾民御寒。

    但有些朝代没有灾害应急措施，动用国库的规矩又定得比较死，所以很多官员进行紧急赈灾和自救甚至是要冒被惩罚的危险的，弄不好还要丢官罢职。

    《元史·赵宏伟传》中记载：大德五年（1301年），"大风海溢，润、常、江阴等州庐舍多荡没，民乏食。（赵）宏伟将发廪以赈，有司以未得报为辞，宏伟曰：'民旦暮饥，擅发有罪，我先坐。'遂发之，全活者十余万。"由于这个官员不避罪责，冒着政治风险及时赈济，挽救了十多万灾民的生命。明代嘉靖年间，"海溢，没通、泰民庐"，主持两淮盐政的吴悌"先发漕振之而后奏闻"（《明史·儒林列传二·吴悌》）。这样的举措，也是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的。

    到清代，赈济已经比较完善了。赈济的形式主要有正赈、大赈、展赈、摘赈以及煮赈和工赈。最紧急的赈灾方式为正赈：即不论成灾分数，不分级次贫民，即行概赈一个月，又称急赈或普赈。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减少审核的手续，尽快把赈济品发放到灾民手中。

移民就粟

    移民就粟，即难民迁徙，使之到没有受灾的地方。在国力充盈时，统治者一般不会采用。如清代中前期由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就不准百姓随便移民。即使有难民自行迁徙，也要求"俟本处麦收有望，即可速回乡里"。意思是到了麦收的时候，一定要速速回到家乡。

    但到了嘉庆年间，由于人口压力和国力衰弱，这一时期发生灾害后，往往"恐借粜缓征，亦未能周普"。就是单靠国家救助，已经无法普赈灾民。于是对"移民就粟"的限制逐渐放松，主要是允许直隶、山西、陕西、甘肃等地灾民移家觅食。

    这种救助方式，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周礼》中记载"若食不能人二鬴，则令邦国移民就谷"。原文意思是，如果不能每人分配到300斤米（一年的消耗量），就可以施行移民。《孟子·梁惠王上》中有记载："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河东就是山西，河内即陕西。山西有灾就移民到陕西，陕西有灾则移民到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