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夏，我仰慕北大名师云集、学者荟萃，不远千里报考了经济系。当时北大文法学院就设在红楼一带的“沙滩大院”。“沙滩”地名的由来，一般认为是因永定河改道后，留下一片沙滩而得名。从元代建大都起，历经明、清两代，此地都属于皇城范围。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景山东街四公主府（解放后曾作人民教育出版社社址）兴建了“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在八国联军入侵时被毁。1902年复校，增设了一些学科，在东边“汉花园松公府”拨地给大学堂增建校舍。1916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在“松公府”南端动工兴建了红楼，初步形成了“沙滩大院”的格局。1930年蒋梦麟任北大校长时又买下了“沙滩大院”的大操场和“松公府”剩下的府邸，整个“沙滩大院”都成了北大校区。

    刚到北大，觉得“沙滩大院”除了红楼以外，没有什么庄严堂皇的校舍。后来听人介绍，才知道像图书馆、地质馆、灰楼，都是聘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精心设计的。这些建筑，虽然不是雄伟的高楼大厦，但建筑设计都出自名家之手，是我国最早引进西方建筑设计思想的优秀作品，在近代中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地质馆和灰楼平面、立面都采取不对称式设计，外形随建筑的功能要求而变化，总体造型简洁明快。灰楼是女生宿舍，由三座呈90度角的楼体组成“凹”字形。全楼八个门内，楼梯的平面设计各不相同。林徽因甚至考虑到女生的手比较纤细，特意将楼梯扶手设计得格外小巧玲珑。她还觉得原来灰楼的整体设计都是三层，显得有些呆板，建议在西半边加了半层，使得整体更协调。这样在沙滩广场上远眺灰楼，犹如海洋中的一艘船舰，减轻了楼前的荒漠感。难怪梁先生一直十分赞佩他夫人，说在他们共同设计的一些杰作中，一些点睛之笔都出于林先生的构思。

    当时，文法学院一年级新生都在宣武门附近的北大四院（现新华社社址）上课和住宿。经济系主任赵乃抟兼任“四院”主任。他当时刚50岁，常年一袭长袍，缕缕银髯飘拂在胸前，气度不凡，雍容儒雅，显出典型的学者风范。他亲自讲授经济系一年级的主课《经济学》。第一堂课在讲课前，先在黑板上写下苏轼的《题西林壁》，意思是让大家学习经济学要抱着客观的态度。他一口吴侬软语，娓娓而谈，十分动听。他教学认真严格，规定本系同学《经济学》期终考试成绩，必须达到七十分才算及格，否则不能升级。平时上课他从不点名，但考试时十分严格。专门在“四院”礼堂举行。同学之间不能挨着坐，两人之间要空出几个位子，严禁抄袭作弊。大一的其他课程也大多是教授级的名师讲课，如王利器教国文（包括课文和作文），金岳霖教逻辑学，芮沐讲法学概论，俞大缜教英语等。

    赵先生1922年从北大毕业后，即考取留美官费生。1929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一直在北大任教，长期担任系主任。抗战初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先迁长沙，成立临时联合大学，后又分几路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大。他被推选为部分中老年教授组成的旅行团团长，经广西转越南，再乘火车到昆明，沿路事务繁多，顺利完成了任务。解放后，他致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治学严谨，锲而不舍，凝聚毕生心血编成旷世巨著《经济思想史料专辑》五卷。1981年5月27日，北大为他举办从事学术活动56周年（在北大任教50周年）庆祝大会，与会者大多是曾受过他教诲的，济济一堂，其中有不少白发苍苍的老者，真是桃李满天下。早在抗战前，他和同为留美归来的师母骆涵素，在北平曾为当时备考大学的一些考生，义务进行“家教”，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的钱学森和曾任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等。他辅导中、英文；师母辅导数理化。那天钱学森、邓力群等都到会发言，向他祝贺，感谢当年他们夫妇辛勤的辅导。

    1951年我毕业前夕，得到系秘书的通知，经系务会议讨论决定，当年系里留我当助教。我一时喜不自禁，对未来充满着憧憬。当时已宣布国内经济学界巨擘马寅初将出任北大校长。我猜想北大经济系从此将会有更大发展，师资阵容将更加强大，能跻身教师队伍，在众多名师指导下学习、工作，必将大有进步。不料事与愿违，不久系里又通知我，因教育部规定，当年文法学院一律不留助教，我改分配到教育部当秘书。我与助教失之交臂，不免有些遗憾，依依不舍地惜别了“沙滩大院”和众多师长。我理解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级政府部门急需干部，也就愉快地服从分配，决心尽自己的努力，去做好那用非所学的工作。

    冷清的北大五十周年校庆

    大院中的“红楼”，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在北京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从1920年至1949年，北大在各个时期一直都有中共地下党的基层组织，先后发展了1200多位党员。“红楼”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1916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提出“自由思想、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广罗人才，充实师资。一时校内人文荟萃、百家争鸣，学术研究的风气浓厚。他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刘半农等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著名人物到北大任教，出版发行了一大批倡导新文化的进步书刊，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和根据地。他还在北大开放女禁，允许男女同校，逐步完成北大向近代高等学府的转变，使北大在全国教育界、思想界、学术界享有盛誉。

    饱经百年沧桑的红楼，在北平沦陷期间，也曾有一段悲惨的血泪史。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北平即沦陷。北大南迁与清华、南开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平沦陷后，华北伪政府筹建了以钱稻荪为校长的北京大学，包括文、理、法、工、农、医六个学院。校本部和以周作人为院长的文学院设在“沙滩大院”内。“红楼”则成为日本宪兵本部，地下室成为残害爱国人士的拘留所。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连燕京大学的校长陆志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学生孙道临等，也被关押在这里，当时北平市民都不敢走近这座成了魔窟的红楼。

    1945年9月初，在“西南联大”尚未回北平之前，国民党政府就派人到北平接管留在北平的各大专院校，称这些学校的学生是“伪学生”，借口他们受了奴化教育，要经过“甄别审查”考试，合格者才能分发到指定学校学习。这种规定严重伤害了沦陷区学生的自尊心，侵犯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北平地下党为此领导沦陷区大中学生，对国民党当局经过将近一年的反甑审斗争。

    抗战胜利后，北大回到“沙滩大院”。1947年6月，在“沙滩大院”隆重举行了“民主广场”命名典礼。“沙滩大院”成为平、津学生运动的中心和堡垒，游行示威大都从这里出发。“沙滩大院”被誉为“国统区”中的“解放区”。1948年下半年，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当局公布设立“特刑庭”，专门拘捕、审讯所谓“危害国家”、“共匪嫌疑分子”等罪名的进步学生。8月19日，平津各报刊登了250人的黑名单，随后又连续公布第二、三批黑名单。三批名单中，北大学生居首位。反动当局发出传票，限时校方交出黑名单上的学生。从8月20日起，大批武装军警陆续闯入清华、燕京、北师大等校，逮捕了一批学生。21日清晨，在北大周围，也增派了武装军警。慑于北大在国内外的影响和进步力量强大，军警没有贸然进入“沙滩大院”。当时北大被列入黑名单的同学已早有准备，采取各种途径离开了学校。六天后，北大训导长贺麟陪同几个军警负责人，进校“视察”，在民主广场转了一圈，悄悄地走了，算是完成了“视察”任务。

    1948年底，解放军已包围北平，正在同傅作义商谈和平解放北平的协定。但被围困的国民党军部队，困兽犹斗，每当傍晚我们住在北河沿“三院”的男同学从沙滩回宿舍时，他们就连续炮击红楼一带。有一次击中马路上的一位孕妇，母子均丧生，惨不忍睹。为了安全，“三院”的同学一度集中住到北楼二楼教室。地下党还派了一些同学到沙滩附近的教授宿舍，夜间通宵值班巡逻，随身带上化学系同学自制的密封在玻璃管内的催泪瓦斯。我和另一同学被分配到刚从美国回来的历史系教授韩寿萱家。他家十分热情地招待我们，三餐都是他老家陕北榆林风味的美食。

    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五十周年校庆。因胡适校长已在前一天被蒋介石用专机接走，那天在孑民堂前由汤用彤主持，召开纪念会，只有二百多位教师参加，显得冷冷清清。我出于好奇，前去观看。当时在场的连我只有25个学生。会后与会者集体照相时，我们几个在前面席地而坐，留下了一张颇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北大搬走大院有了新主人

    早在围城期间，地下党即组织同学们准备迎接解放。政治系赵宝煦老师和我的任务是复制迎接解放的宣传画和制作欢庆解放的大标语。我们在北楼一间教室里，闭门干了好几天。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协定已签署，我们几十名学生被派到张自忠路一号迎接首批入城的解放军。当时消息尚未公布，要求大家到达目的地前，把写有欢迎口号的小旗帜一直卷起来，不要过分显露喜悦的心情。大家一到解放军驻地，立即打开并挥舞欢迎解放军的旗帜。

    3月间，解放军“四野”来校招收“南下工作团”成员。当时同学们革命热情高涨，因当时校内新的教学秩序尚未建立，特别是文法学院的同学，以为旧的课程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对在校继续学习的前景缺乏信心，感到不如投笔从戎，为解放全中国出力。所以大家踊跃报名，我们班几乎一半同学报了名。

    当时新政权刚建立，中央和北平市党政部门急需干部，也不断来校抽调学生。校领导鉴于在校学生减员过多，影响教学秩序，不得不对外单位前来抽调在校学生加以控制。党团组织也以组织纪律，强制部分已报名“南下工作团”的党团员留下来。

    从此以后，校方在教学改革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满足同学们的合理要求。除了按教育部统一规定，开设了新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三门政治课，还经常邀请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校作报告。此外，还聘请中央党政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来校兼课，如薛暮桥开设《新中国经济政策》，邓拓讲授《中国的土地问题和土改》。这些课程联系实际，深受同学欢迎。

    1949年初，一次全校集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将校庆改为5月4日，并建议邀请毛主席参加校庆。4月18日，北大五十周年校庆筹委会正式写信邀请，4月30日，毛主席亲笔复信：“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缘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大迁到燕京大学原址。北大工农速成中学迁入“沙滩大院”。1954年工农速成中学停办，中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接管“沙滩大院”，分配给中宣部使用。1956年，中宣部在民主广场北端兴建了五层高的办公楼。1958年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创刊，同在一个办公楼内上班。

    那时中宣部主管宣传、国际宣传、科学、教育、文艺、出版、体育卫生、宣传文教系统干部管理等，在部以下只设处，相当于政府部门的司局，处以下的干部都没有职称，统称“工作人员”。机关内不分上下，一律不叫官衔，互称“同志”。

    1959年6月，我接到通知，从高教部调到中宣部教育处，重返故地，百感交集，心情难以言表。回想八年前，我还在这里求学，是一名涉世未深、追求进步的学生，年轻气盛，敢想敢干。经过八年风雨磨砺，虽显得老练沉稳了，却也少了不少锐气。

    我被分配到教育处，主要是研究教育战线学术思想和政治倾向。每天阅览各方面相关图书报刊，从中发现问题上送。此外，中央有关部门也经常交办代为起草文件、社论等，限期交卷，为此加班加点是常事。当时全处连三位处长内，不足十人，下分高教、教育两摊。我分在高教这一摊，由一位副处长分管，下属只有两个工作人员。

    当时中宣部部长是陆定一，大家习惯叫他定一同志，他是无锡人，上海南洋公学（交大前身）毕业，父为前清举人，家学渊源，他对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有较深造诣，且通英文，在延安曾参与斯特朗同毛泽东谈话的翻译。陆定一为人正直、坦诚，遇事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直抒己见，既坚持原则，又勇于承认错误。他夫人严慰冰也是无锡人，出身诗书门第，曾以第一名考取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在延安毛泽东有一次问陈伯达、康生、胡乔木等几位大秀才：听说王勃写《滕王阁序》时很年轻，当时他到底多大？何以为证。在座的都答不上。陆定一回家问严慰冰，严说：这有何难，一说王勃是14岁时写的，有书为证，可查《唐摭言》。事后，毛泽东见严时，赞赏她：想不到许多大秀才答不出的问题，你能回答。如果在古时候，你能中个女状元。1965年，严慰冰一度来教育处工作，没有宣布她的职务。一个月后，说因定一生活无人照顾，她又回中南海了。

    1960年4月，身为中央文教小组组长的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发表了《教学必须改革》的报告，提出要“适当缩短学制，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他耗费大量精力抓教育工作。他还安排几位副部长分工抓文科教材编写、普通教育、幼儿教育等。秘书长童大林负责筹建中宣部的实验学校。那几年，陆定一每年主持召开两次全国各省市文教书记会议，及时纠正各级学校出现的问题。如当时全国各级学校在开展“教育革命”中，普遍出现过组织学生参加过多劳动、背离教学的事，忽视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为此，陆定一在几次会上，一再引用韩愈《师说》开头的几句话“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强调教师的作用。

    秘书长童大林在接受筹建普通教育实验学校这一任务后，立即与东城区教育局和北师大等有关单位商定，以中宣部附近的东高房小学和九十一中学为基础，充实了校级领导班子，选调了一批优秀教师，加强了师资力量，短短几个月就正式成立了“北京景山学校”。为了争取时间，创办之初，在新校舍尚未建成前，暂时先在沙滩大院借用北楼西半边招生、开学。

    景山学校试行中小学九年制，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外语（分英、俄、法、西班牙四个语种），还练习书法。由于学校师资水平高、教学有特色，不久就引起全国瞩目。“文革”中，学校受到“四人帮”的摧残，被诬为“阎王殿的黑试验田”，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陈伯达还蛮横地更改校名为“骑河楼（学校所在街名）反修学校”。1978年教育部副部长亲自来为学校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