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岁的安徽小伙子张艺冬最近不太高兴，他觉得媒体对他的新一轮报道有些误读他了。

　　起因是，经过3次整容，他终于把自己的脸变成他认为的“雷锋”脸，同时还拍摄了一组形似雷锋的照片，在网络上迅速传播。

　　“去医院整容，整成雷锋的样子是我的自由，我崇拜喜欢雷锋，和我自己做公益没有啥必然联系，为啥媒体的报道要讽刺我呢?”对于中国青年报记者提出的为什么要整容成雷锋的问题，张艺冬颇感委屈。

　　高调张艺冬屡遭争议

　　张艺冬说他帮过下肢瘫痪的孤儿、罹患骨癌的少女、年迈无依的老人、精神失常的流浪汉……

　　张艺冬自己曾是一名被救助对象，在诸多媒体对他身世的报道中，他童年家贫，父母离异后，他带着3个弟弟妹妹，从安徽老家辗转来到黑龙江省大庆市，被周围好心人照顾长大。16岁时，他得了骨癌，大庆当地人为他募集了十几万元治病，他因此深受感动。

　　20岁回到合肥，他开过澡堂、酒吧、小旅馆。3年前，他开始登上当地媒体的版面。

　　当时，媒体报道张艺冬为照顾患尿毒症的前女友“萍萍”从酒吧辞职，这是他扬名的开始。

　　此后，张艺冬开始在网上频繁转发求助信息，联系媒体，帮人募捐。

　　2013年1月，张艺冬在陈光标公司前双手合十，跪求其捐助，背后立有展板，印有陈光标和观音头像。此事被媒体报道后，他成了焦点。

　　很快，张艺冬见到了陈光标，陈光标宣布，捐出价值20万元的“陈光标好人牌凉茶”。然而因种种原因，张艺冬没拿到凉茶。曾有媒体认为，两人在“唱双簧”炒作。

　　媒体似乎很难拒绝张艺冬。“他选择的都是急需救助的悲情人物，容易勾起媒体的报道欲望。”一位报道过他的记者说。

　　经常出现的场景是，他背着或带着病人出入医院，出现在病房显眼位置，一次还在摄像机前晕倒。有时媒体发救助微博并@张艺冬，张艺冬并不满意，会私信要求直接转发自己的微博。“他要形成这样的印象——这个人因他而得到救治”。

　　与地方政府打交道，张艺冬同样有经验。他救助过安徽省太和县身患大病的少年姜朋，据姜的父亲姜新志回忆，去县医院看望姜朋前，张艺冬通知了当地政府，还带去了两个记者。当天，县、镇、村领导都到医院看望，并带去了1万多元，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县领导当场问：“有没有低保?”姜新志答：“什么都没有。”第二天，姜朋的低保办好了。

　　张艺冬称，已帮20多位农村老人、孤儿、残疾人上了低保。他的新浪微博粉丝现在有39万。

　　更多的求助者源源不断地涌来。有人叫他“活菩萨”，到处打听。有人举着“中国好人张艺冬你在哪儿?救救我儿子”的牌子，跪在安徽电视台门口。“但我也没钱，不是什么忙都帮得上。”他说。实在帮不过来时，他只能躲开。

　　化身“雷锋”之后，围绕张艺冬“高调慈善”的争议愈发尖锐。

　　支持者的观点很简单——张艺冬确实做了好事，贫病交加者得到了帮助。

　　当地的一位记者观察发现，张艺冬会与救助者事先说好，自己全程参与所有救助活动，救助者选哪家医院也由他定。一次某民营医院不想免费救人，张艺冬说：“记者都来了，不救就报道。”医院只能同意。

　　反对张艺冬的观点也很简单——张艺冬在微博上联系媒体，要求网友捐钱，这种行为有问题。

“这几年我直接捐给那些吃不饱饭、看不起病的人的钱接近100万元了，我觉得没有必要通过公益组织，很多人要求我拿出账

单，我哪里有啊，钱都是直接给的，少的一次几百，多的一次几千，不可能有账单。”张艺冬说。

　　“我得到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张艺冬叹息着说。

　　直接禁止个人募捐?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褚蓥近年来一直关注类似陈光标、张艺冬这种自己发起募捐或者直接把钱、物交给需要帮助的对象的行为，在他看来，“这种被媒体认为是高调行善的行为存在确实有一定的客观合理性，是我国社会现实所需求的。”

　　公益慈善学界和实务界近两年对个人募捐管理展开了广泛的探讨，有不少人建议直接禁止个人募捐。

　　褚蓥认为，总的来说，个人募捐行为与我国公益慈善行业总的发展方向相左，国外的公益慈善行业已经完成了转型，而我国尚未完成。个人募捐行为属于传统慈善行为，基于“乞讨与怜悯”的关系之上，而我国公益慈善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现代公益下的募捐行为，现代公益下的募捐行为不针对个人，而是针对某一类社会问题，基于“发现与解决社会问题”之上。这种募捐是市场化的募捐，运用多种商业化传播与营销方式，推动募捐效果的增长。目前，这种募捐方式正逐渐成为我国劝募市场的主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微公益”理念的推广，近年来个体发起募捐的极端案例频发：2012年5月，微博大V薛蛮子为白血病女孩鲁若晴筹集善款，活动发起16个小时，便筹集善款40万元;2013年7月，为了救助因患再生障碍性贫血而濒临死亡的23岁女孩白雪，民间公益人士发起“白雪可乐”活动，活动上线6天，就卖出了24万瓶虚拟可乐，募款72万元;2014年6月，广西隆林德峨镇14岁男孩杨六斤的故事在被广西卫视报道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杨六斤就收到500多万元的捐助……

　　还有一个政府介入个人发起募捐的例子是，2013年10月，安徽省宁国市的多名网友在了解到3个困难家庭中有病人无钱医治后，准备为其发起募捐，募捐日期临近时，网友被当地民政局约谈，筹备中的募捐活动被“叫停”。

　　宁国市民政局对媒体表示，确实叫停了这项募捐，宁国市有2000多人需要救助，这次的募捐活动只是为3个人募捐，这样做对其他人并不公平，同时解释说，对于困难的病人除了医疗救助外，还有慈善救助作为补充，“我们正常的救助渠道很畅通，困难病人可以走正常渠道”。

　　随后，宁国市民政局又通过官网说明，“为救助大病患者，开展定向公开募集活动是网友的自发行为，也是社会正能量的体现，无需民政部门审批，故无‘叫停’之说。”

　　宁国市民政局负责人对媒体反复强调：“我们一向鼓励民间捐款，怎么会叫停呢?”但同时，他也表达了这种做法不妥当的理由，为更好地体现慈善救助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确保救助活动规范有序，建议更多人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募捐。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培峰认为，个人募捐在公信力和社会监督方面都存在问题。

　　最大的问题钱是怎么用的?社会有没有有效的监督?社会公信度的成本是很大的，组织化的公益行动会大大降低这中间交易的一些成本，比如公开的信息、长期的信誉保证等。个人出于爱心做这件事情是很高尚的行为，但实际上会留下很大的制度真空。

这些人为什么不去找相关的公益慈善组织合作，而是独自发出求助信息? 刘培峰认为，这反映了社会组织做得不够好。对个人而言，募款成本和捐款成本都是很高的，而且会出现重复性募捐，造成资源浪费，把社会需求通过正规和专业化的组织对接，组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