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晓辉的尸体还安置在停尸房。11户人家里，那些在外打工的父母纷纷赶了回来，现在，这些孩子们总算“都不是留守儿童了”。

几个有手机的孩子，手机都被父母收了回去。电话打过去，一个语气紧张的母亲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其中庄窠村和永宁寨村里的那几家，这几天已经大门紧锁，连大人带小孩都不见了。柏树村里，东东家的小卖部也关了门，据说，东东也被送到了亲戚家。

几个孩子的QQ签名，出乎意料地相似，“兄弟在一起”、“兄弟一生一世”、“兄弟们再见了”、“出生入死的兄弟”。他们都没有参加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班主任老师解释说，学校正打算给他们安排补考。

“都是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按照法律规定，我们不能把他们控制起来。”刑警大队的队长反复解释着自己的无奈。

“他们能知道自己错了吗?”一位村民皱着眉头嘟囔。当地县委宣传部的领导也感慨，该对这些孩子“加强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

张千觉得，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说自己“不懂法律”，弄不明白为啥“打死人不用负责，那几个孩子都好好地回了家，该吃吃，该玩玩”。县政府安排了一名律师免费给他提供法律援助，但这位绝望的父亲，即使是听完律师的解释，也还是不能接受眼前的事实。

他从儿子的田字格作业本上撕下来一页，列下11个孩子及其家长的名字。这张薄薄的纸，脆得好像稍微一用力就能戳破。张千攥着这张名单，坐到了村西口东东家的小卖部门前，但最后还是被其他村民劝了回来。

晓辉的几双鞋，还整整齐齐码在家里的墙根底下，张千只要看一眼就会红了眼眶，但他“不舍得把这些东西收拾起来”。

“爸爸，我也很想爸爸，爸爸您几月几日回家呢?爸爸回家的时候给我买一些吃的，行吗?还有在(再)给我就买一瓶饮料，行吗?”

这是两个月前，晓辉给远在天津的张千发的短信。在那之后，这个不知怎么把手机弄丢了的孩子，再也没机会跟自己的父亲说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