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言“三农”是要用两脚泥来说话的
　　从担任委员的第一天起，我对自己说，一定要“不图虚名，不辱使命，不负众望”。
　　我来自农村，最熟悉农村生活与农村经济，对农村充满了感情。改革开放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从一个农村种田的农民变成了一个跟“三农”打交道的民营企业家。担任政协委员后，我认为自己有更多责任为“三农”建言献策，帮助我的农民朋友尽快富裕起来。
　　我留心观察田间地头种地的农民，亲身感受他们的所思所盼。我常常思考，农村为什么离市场经济那么远？
　　2003年左右，针对当时农产品销售困难、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突出问题，我先后前往全国20多个省市区的乡村考察，了解到全国各地的农产品普遍销售难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农民信息不灵、农村商品流通渠道少而不畅。在考察中我又发现，邮政系统的邮路网络覆盖面广，还有村级邮政代办点或“三农”服务站。我想，是否可以发挥邮政系统这种优势和作用呢？
　　为此，我在2004年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期间提交了《利用全国7万多处农村邮政支局(所)，开展农资产品配送服务》的提案。提案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作出批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很快组织专人进行调研。后来，有关“鼓励邮政系统开展直接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的连锁配送业务”的条款被写入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在以后5年的一号文件中央都强调这方面的内容，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2005年2月3日，《人民日报》以《提案追踪:政协委员建议写进“一号文件”》为题的报道称:“全国政协委员王祥林的一条建议，被写进了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里，让我们品出了议政建言的分量。”
　　我认为，有分量的建言献策应该是鲜活的，有现实基础的，有的放矢的。建言“三农”是要用两脚泥来说话的，没有深入的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也没有发言权。我们要少一点豪言壮语，少一点牢骚话，要多一点基层的调查，多思考一点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才能对得起我们的使命。
　　学会从“小我”到“大我”
　　我从基层找到了建言献策的切入点，而全国两会的大舞台则给了我增强参政议政本领的机会。政协大舞台教会了我如何从“小我”到“大我”。
　　政协委员是荣誉、更是责任。每一次参加两会，对我都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在那里，我聆听国家领导人的报告，见证了许多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我倾听各行各业精英的发言，与不同界别的委员交流，从其他委员的建言中获得启示。我的内心因此与国家更加贴近，我的眼界因此而更加开阔，特别是我观察“三农”的思路也变得更深、更广。
　　无农不稳。高质量的“稳”才是真正的“稳”。所以当下乃至未来的“农”都要从质量入手，只有“农”提升了质量，农民增收的问题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受益于多年的政协氛围的熏陶，我开始思考野生水稻品质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开发研究。
　　中国是水稻原产国，具有丰富的野生水稻资源，但这些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而野生水稻品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是未来水稻育种的关键。不论从粮食生产还是食品安全的角度来看，加强保护和利用野生水稻品质资源都是一项战略性课题。这对人口众多耕地稀少的中国乃至世界来说，都十分重要。
　　从2000年开始，我投入巨资聘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担任顾问，收集和引进我国及印度、马来西亚等国优质野生稻资源，并在北海市合浦县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立了“喷施宝野生稻选育与制种基地”，广泛利用野生稻丰富的遗传多样性进行野生稻、稻种资源的研究和开发。
　　2007年，我在全国政协全会上提交了《呼吁保护野生稻资源的提案》，建议国家把“对野生稻开发利用”作为重要课题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研究，并设立专项研发基金；制定相应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野生稻资源开发和利用。这件提案引起了一些育种省份政府部门的重视，湖南、江西、广西的一些农科院野生稻科研因而获得了或多或少的支持。
　　直到卸任委员之前，我一直在呼吁此事。现在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野生稻研究。因为我认为，这个是未来中国粮食安全需要的，我有责任分担。
　　与“三农”的这段“政协”情深深地影响了我。卸任委员前一年的2007年7月，经全国工商联推荐，我被接纳为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成员。在2011联合国私营业论坛上，我大声呼吁，科学合理使用化肥与农药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等，获得国际同行的赞赏，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声誉。我们开展降低土壤农药残留、蔬菜农药残留机理研究，目前已申请了5项国家发明专利。
　　我盼望尽早实现我的“野生稻科研梦”，同时希望更多的来自农村的委员，不论界别，都来多关心眼前的或者未来的“三农”问题，多想想办法，多身体力行地做。（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广西工商联副会长 王祥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