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早间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了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了解中国光谷发展情况后，习近平指出，中国要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关键技术要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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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通信行业来说，目前讨论最热的关键技术当属4G牌照了。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对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进行重点讨论后，提出了今后3年“信息消费年均增长达20%以上”的明确要求。此举间接催化了工信部的4G发牌进度，给原本扑朔迷离的牌照问题带来一股积极动力。

　　4G之所以被工信部提及用于拉动信息消费，是因为其契合了未来高速数据传输的迫切需求。然而，以何种4G制式为主来促进信息消费，TD-LTE还是FDD LTE？在标准的选择上，业界一直争论不休，倾向于LTE FDD的人士认为应该以市场来决定最终选择。而倾向于TD-LTE的相关专家则认为，牌照问题是国家主权，政府必须起主导作用，扶持民族产业。

　　标准抉择：自主创新为重

　　如今在中国，移动互联网大潮已然到来，高速数据传输需求迫切。在大力发展信息消费的背景下，为响应需求，运营商势必要加快发展以TD-LTE为代表的移动宽带网络。不过尽管产业界翘首以盼，4G牌照至今仍然悬而未决。一个是代表中国自主创新的TD-LTE制式，一个是国际主流的FDD LTE制式，究竟该如何权衡两者的主次以及先后？

　　知名电信专家李进良曾表示，从民族复兴角度而言，三家都应该获得TD-LTE牌照。自主创新，一直为中国所重视。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考察光谷时，就明确指出中国要实现复兴梦，就必须自强。自己强，就必须具有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的建立需要不断坚持创新。

　　而在无线通信技术上，中国从3G时代起就开始了自主创新的探索。从标准制式的建立、核心技术的研发，到产业化的大力推进，TD-SCDMA在中国移动的带领下，现在已经发展为拥有超过1亿用户的重载网络。

　　而在TD-LTE产业方面，中国早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发展。如今整个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都已日渐成熟。只是相比国际主流FDD LTE而言，TD-LTE的阵营还不够庞大。这种情况可能更加需要来自各方的扶持，才能让TD-LTE健康成长，快速发展。

　　各国经验：政策干预有必要

　　如此看来，优先发放TD-LTE牌照，有利于自主创新的进一步巩固。一个民族的复兴梦不是自然生成的，而往往需要国家政策的干预。在李进良看来，牌照发放问题上，政府应该起主导作用，而这并不违背WTO精神。

　　据李进良介绍，在移动通信制式选择上，此前美国、日本、韩国大多采取了政策干预，以扶持民族创新产业。早在1989年，美国政府就将GSM标准的核心频率拍卖给了美国公司做PCS，以限制GSM标准进入美国。1990年，美国将GSM技术指标全部修改之后，命名为IS-54标准，并宣布其在美国必须使用。

　　不久，美国高通公司宣布CDMA研制成功。虽然当时CDMA技术还不够成熟，但美国政府立即就把CDMA定为了美国标准，并在CDMA商用的前三年作出了有利的频率规划。直到1994年美国把频率资源拍卖完毕后，才允许欧洲GSM标准进入，但那时美国市场已经是高通CDMA的天下。

　　同样，日本在2G时代选择了自主开发的PDC系统，为的就是防止欧洲GSM和美国CDMA标准的侵入，以达到保护国内市场的目的。这一举动使得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衰落时期，仍依靠本国市场将移动通信制造业壮大了起来。

　　移动通信产业较为发达的韩国也是如此。1996年初，韩国研发的CDMA系统，正焦头烂额。韩国电信公司在爱立信的说服下，向政府申请GSM牌照，但遭政府严斥，并规定只准运营CDMA系统。在政策的强制下，韩国上下齐心协力，努力优化CDMA。到1996年10月，CDMA用户终于达到百万，成为全球第一个成功的CDMA网络。

　　如果当时韩国政府发放了GSM牌照，则GSM很快会将CDMA市场占领，而CDMA也就没有机会得到优化成熟了。韩国CDMA标准的统一，也造就了该国移动通信制造业与运营业的共同繁荣。借鉴美日韩的成功经验，在牌照这样的原则问题上，中国也可采取一定的政策干预，全面扶持民族创新产业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