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国的网络舆论，对历届执政领导者的责备和争议颇多，且不乏极端的褒、贬之词，这当然表明中国的民主舆论环境大为改观，领导层的开明做派日趋明显，但也暴露出不少人的无知和偏执情绪过甚，凡事不分青红皂白和前因后果，只顾自个一泄为快。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这步田地，不得不冷静下来认真反思一下：为甚么决策层很难走出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的困局？这是因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至今没有找到利益博弈的均衡点，由此导致很多重大改革决策要么举棋不定，要么一刀砍偏。事实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央执政集团就开始陷入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困局而至今难以“解脱”：一方面，若中央权力太过分散虚弱，地方“诸侯”权势阶层就会欺上瞒下、滥用权力，肆意欺压广大民众；另一方面，若中央权力太过集中强大，则会导致资源配置、利益分享和治国责任，过渡集中到中央层面，不仅大大伤害了地方党政的积极性，还会逼迫地方滥权和盘剥民众。比如，朱镕基当初强势推行“分税制”改革时的背景就是地方“诸侯”权力和利益日益“坐大”，地方权势的霸道和腐败，使基层民众怨言颇多，地方财政的快速“肥壮”，也令中央集团人人眼红；但是，“分税制”实施到今天，又出现了相反的效果：中央集权过渡集中且中央财政肥得流油，而地方财力日趋虚弱，民生问题被严重“荒废”，而且迫使地方各级政府大量举债和变卖土地。

上述现象说明一个问题：对于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博的大国而言，在国家治理问题上，一个核心的策略就是如何破解中央集团与地方诸侯之间的权力及利益博弈，而这一博弈的背后有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处理好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的关系。

其实，自古以来，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大国，都一直存在中央（皇室）专制集团与地方诸侯集团之间的权力及利益博弈，博弈若失衡，其结果要么是地方诸侯被灭又更换一茬，要么诸侯分裂为独立小国。今天的全球国体格局，就是历经数千年的皇族与诸侯反复博弈较量后的结果。总体来看，人类社会已经演进到“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全球相互交融依存”的现代文明时期，各个国家的中央集团与地方诸侯的个人利益，已经被民主制度和法治律约限定在人民给予的范围，其权力不过是服务于民的工具。也就是说，除过极个别极端独裁的愚昧国家外，多数国家已经或正在进入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现代文明社会形态的国家，之所以民众安居乐业、民众能够自由和谐地生活，根本原因就在于既消解了中央集权统治，有化解了地方诸侯的滥权无为。

回首历史、正视现实，中国今日的改革和发展，核心问题不再是谈论什么注义、什么路线和什么阵营，也不是变幻策略和手段“闭着眼睛给老百姓唱催眠曲”的时代了，而是如何把国家治理好，让老百安居乐业。不同主张的政治家们无论怎么扯淡都不为过，但是若没有把国家治理好，老百姓都不会买账。当下之中国，矛盾多多错综复杂、问题多多相互交织，因此导致改革发展陷入利益交织的困局。到底该如何盘活这局棋呢？

笔者以为，短期内刀下见菜的开明之策应该是：

从体制改革层面，集中研究破解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的矛盾，但是在中央简政放权的同时，务必大大强化对地方政府的法律、政律及公众舆论约束；而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步就是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

从法治建设层面，无需绕弯子找借口，直接步入到“法律之上绝无一人”现代法治文明时代，即从先秦的“秦穆公变法强国”一步跨入现代社会的“依法治国”；

从经济发展层面，全面完善市场经济要素，要不畏既得利益集团之阻挠捣乱，强力铲除一切与市场规律相违背的思想及制度障碍。

只要做到以上三点，市场规律、民众力量和制度效应，就会自然而然地推动中国进入高效率低耗能的迅速崛起之轨道，不仅会在在较短时间内缩小与现代人类文明社会之差距，并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的领头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