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经同事介绍，于夫成为王某的客户。 “当时GSK（中国）的医药代表找到我，说他们是全球排名靠前的大公司，重视学术活动，可以提升医生的医疗水平，也赞助一些全国性或国际会议，解决会务费、住宿交通费，还可以请我们旅游。 ”于夫说。

　　“熟了以后，逢年过节肯定会来拜访，请吃饭、送礼品，拉近感情。我们科室搞活动，王某也主动埋单。我们帮他们卖了多少药，他们给我们什么回报，大家都心里有数。 ”于夫告诉记者。后来，王某向于夫明确提出，近两年销售任务重、压力大，可以直接给回扣：每支“舒利迭”20元，每支“辅舒酮”10元。

　　王某“搞定”了于夫所在科室的所有医生，并与每个人点对点谈条件。在这个呼吸科，一个月可以开出200－300支 “舒利迭”，以及400－500支“辅舒酮”，GSK（中国）给医药代表的两种药品考核价与医院卖给患者的实际价格之间，都有数十元的差价。

　　李某某、王某都表示，近两年公司定了年均30%的销售增长任务，但如果相关病患量没有增加的话，就只能靠医生多开药。 “一般来说，医院客观上也确实会主动追销量，有倾向性地多开药。 ”于夫说。

　　李某某还交代，一些“吃不死人、治不好病、价格高、回扣多”的药是最好卖的，尤其是心脑血管类、活血化瘀类、中成药类的，只要医药代表和医生的关系“到位了”，有些医生甚至还能开一些不对症的药。记者就此询问于夫，他极力否认自己开过不对症的药，只承认“适应症允许的情况下，私人关系还是起作用的”，但同时不否认，“在利益的驱动下，肯定会有人这样做。 ”

　　“羊毛出在羊身上，行贿成本都是由患者埋单……公司养了好几千名销售人员，工资、奖金、运营费用是很大的开支。如果没有推广费用，如果不找医生拉关系，医生对药品的选择就会单纯从药效出发，药价必然会降下来。 ”说到此处，李某某、王某无不流露出深深的悔意和愧疚。

　　7月21日，葛兰素史克总公司分管国际事务的总裁AbbasHussain在被公安部约见时表示，计划通过调整运营模式，降低药品价格中的运营成本。有关人士指出，挤出药价中的“黑色成本”，遏制药价虚高、过度医疗，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此次公安机关重拳打击是一个良好契机，以依法严惩的态势带动监管力度的收紧，希望所有药企、医院、医生都以此为戒、警钟长鸣、规范运作，让药价回归正常、让学术回归学术、让医院回归医院，用更优质、更便宜的药品和医疗服务惠及广大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