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参考》4月2日刊登题为《纳粹“死亡医生”的隐秘余生》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死亡医生”艾瑞伯特·海姆在二战期间的反人类罪行早已为世人知晓。这名战犯逃离故乡后，在异国度过的漫长余生，又是如何被隐瞒半个世纪之久的?3月25日，在美国推出的新书《永远的纳粹》，解开了这一谜团。

　　艾瑞伯特·海姆是纳粹德国“死亡医生”群体中的一员。二战期间，他供职于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用囚犯进行大量非人道的人体试验，因此在战后遭到跨国通缉。直到2008年，以色列情报机关还曾远赴南美寻找他的踪迹，但和之前无数次一样空手而归。

　　他何以在各国“纳粹猎手”面前瞒天过海?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3月25日，美国双日出版社推出新书《永远的纳粹》，将围绕艾瑞伯特·海姆的谜团逐一解开。

　　13年后的父子重逢

　　1975年岁末，19岁的西德大学生鲁迪格踏上前往埃及的旅程，去拜会13年未曾谋面的亲生父亲。此前不久，鲁迪格为学习意大利语，在佛罗伦萨定居。根据父亲的指示，他先前往希腊，再从那里转机去埃及。一路上，鲁迪格莫名地紧张，总觉得自己被跟踪了。

　　鲁迪格没有父亲的确切地址和电话号码。动身前，他先往埃及首都开罗寄了封平信，信件的目的地是一家并不存在的公司。他告诉收件人“格蕾特”，自己到达开罗后，将在每天中午11点至下午3点，去尼罗河希尔顿酒店外的露天咖啡吧与后者碰头。

　　“格蕾特”便是艾瑞伯特·海姆。他从西德神秘消失后，不再允许亲友使用他的真名，而是以《格林童话》中那个和哥哥汉塞尔在树林中走失的小姑娘“格蕾特”指代。

　　虽然儿时的记忆已模糊，当一名穿条纹衬衫、手提公文包的老者现身酒店外，鲁迪格还是一眼从人群中认出了对方，他俩太像了—一样的魁梧身材，一样的宽阔肩膀。

　　因担心遭盯梢，父子二人没有互相问候，更没有久别重逢后的拥抱。

　　据鲁迪格回忆，当时已年逾花甲的老海姆思维敏锐且十分健谈，机关枪似地向儿子抛出了一连串问题，不仅打听前妻的消息，还询问他的姐姐和外甥女，他的朋友以及家族生意……还说想听听鲁迪格今后的职业规划。不过，鲁迪格觉察到，父亲并不喜欢自己的穿着打扮—鲁迪格当时留着长发，视美国摇滚歌星鲍勃·迪伦为偶像。

　　带着儿子领略过开罗的风土人情，老海姆不忘介绍自己在埃及的产业。混迹商场多年，他已是开罗卡纳克酒店的股东之一，平日以酒店为家，足不出户就能望见伊斯兰社区边上的阿塔巴广场。他还在港市亚历山大买了套公寓，并宣称在阿加蜜海滩拥有私人领地。

　　老人对儿子大谈对这些财产的未来规划，说要带鲁迪格到埃及各地转转。然而，萦绕在年轻人心中的问题只有一个：父亲为何在1962年突然不辞而别?一直有传言说，他在战争期间做了不可告人的事情，这是真的吗?他本打算当面质询父亲，却一次次欲言又止。

　　为反人类行径自我辩护

　　回到意大利，鲁迪格与父亲保持着书信联络。和同年龄的那些叛逆青年不同，鲁迪格几乎无话不说，连自己如何手淫以及与女友“亲密接触”的情况都告诉了父亲。缺失父爱多年，他似乎想通过这种方式予以弥补。与之相对，老海姆只有兴趣倾听，不肯讲述太多。

四年后即1979年，这种古怪的单向沟通终于被第三方的声音打破。当年2月，鲁迪格从《明镜》周刊读到一篇文章，主题赫然是“揭开一位在逃纳粹医生的隐秘生活”。文章称，柏林的一家房地公司向这名被通缉

的战犯提供经济资助，一名法兰克福的律师则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正是有了这些，调查人员才对他无计可施。”

　　接下来的文字令鲁迪格寒毛直竖：在毛特豪森集中营就职期间，这名医生肆意摘取囚犯的器官，又把各种有毒物质注射进他们的心脏。某一天，一名18岁的犹太人因脚部发炎央求他治疗，他却将其麻醉后开膛剖肚，掏心挖肺，最后割下头颅煮至皮肉脱落，再将完整的头骨制成装饰品。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犹太人的牙齿很漂亮”。

　　反复琢磨文章中的描述和模糊的配图，鲁迪格不安地意识到，这位“死亡医生”与父亲的形象，在自己的脑海中慢慢地重合了。思前想后，他决定再赴埃及，同父亲当面对质。

　　父子俩再次见面，鲁迪格单刀直入。老海姆也似乎早有准备，坦承自己确实参加过“武装亲卫队”—纳粹党卫军下属的准军事组织。他告诉儿子，“为了完成学业”，自己别无选择，没想到后来会被派到集中营。就《明镜》披露的往事，他辩称，一次，一个囚犯因疝气需要手术，经检查，他发现犯人患有癌症，便在手术时切除了他的一段肠道。

　　“类似的事情口口相传，最后就会扭曲变质。我知道有些人会惊呼，"看啊，他把别人的肠子全掏出来了!"事实绝非如此。”艾瑞伯特·海姆言之凿凿。

　　至于鲁迪格，从个人感情角度出发，他宁愿相信父亲是清白的。然而，想到各国对纳粹战争罪行的清算一日比一日严厉，他还是萌生了与之“保持距离”的想法。

　　隐居闹市，皈依伊斯兰教

　　艾瑞伯特·海姆确实“清白”过—战争结束不久，他就被美军拘捕，但在法庭审理中，他在集中营的所作所为无据可考，入狱两年半即告获释，之后定居于西德的温泉度假胜地巴登-巴登，行医为生。直到儿子6岁时，预感到风头有变的他才抛下家业，独自远走高飞。

　　基于“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观念，与以色列势不两立的阿拉伯世界，对前纳粹军人持包容态度。来到埃及的海姆，用“塔里克·侯赛因·法里德”的化名顺利申请到了定居权。

　　隐居于开罗闹市，身居通缉犯名单的他依然与姐姐赫塔·巴特等留在故乡的亲友联系，只是很少和其他德国移民接触。此时的他已经皈依伊斯兰教，每天早晨都会穿过车水马龙，去往著名的艾兹哈尔清真寺祈祷，然后到商业区的咖啡馆小坐。

　　长期漂泊在外，艾瑞伯特·海姆不止一次地向姐姐抱怨“你来信少了”。虽然他已融入当地社会，但生活质量相比在德国时差了不少：埃及的基础设施无比糟糕，三天两头停电，电话时常拨不出去，公交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开罗市区的人口迅速膨胀至900万人，每年还有20万新移民涌入……“这是个让人没有归属感的城市”。他在信中反复提道。

　　1982年，海姆搬到开罗的卡斯尼尔-麦地那酒店长住，或许是为了弥补家庭人伦上的缺憾，他视酒店老板之子穆罕默德·多玛如己出，教他德语、英语，给他买课外读物，和他一起在楼顶打网球……多玛的亲生父亲早逝后，两人的“父子之情”更趋深厚。

多玛亲切地称海姆“塔里克叔叔”。在他的认知中，义父之所以背井离乡，孤身来到埃及，是因为“当地温暖干燥的气候有助于缓解困扰他多年的背痛”。长大成人后，多玛进一步了解到，“塔里克叔叔”当过医生，专门治疗女性肿瘤患者，“悬壶济世，声名远播”。只是，在被问及是否知道这个老人

与纳粹的关系时，如今年过四旬的多玛总表现得茫然无措。

　　墓碑上留下大片空白

　　如此单调而平静的生活又持续了十年之久，直到癌细胞侵入艾瑞伯特·海姆老朽的躯体。被确诊患上直肠癌后，他依然坚持住在卡斯尼尔-麦地那酒店，每天都有一名护士上门为他更换结肠瘘袋。如果需要什么东西，他会敲敲墙壁，通知守候在隔壁的多玛。

　　尽管饱受病痛折磨，与那些被送上法庭定罪甚至遭到处决的同僚相比，海姆的晚年称得上“幸运”。生命中最后的时光里，惟一让他放不下心的是亲生儿子鲁迪格。这年7月底，后者终于下定决心，第三次风尘仆仆地来到开罗，只看到父亲“瘫坐在轮椅上，形容枯槁”。

　　接下来几天，父子二人在屋里观看巴塞罗那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没有比赛时，则收看关于波斯尼亚战争的报道。期间，海姆对儿子提到，“希望在那里(前南斯拉夫)发生的一切真相大白。”可每当谈到自己的旧日时光，他便含糊其辞，“别再想没影儿的事了。”

　　1992年8月9日晚，鲁迪格陪父亲看完了奥运会闭幕式，早早熄灯就寝。次日凌晨1点左右，他发觉父亲的气息逐渐微弱，任凭如何呼唤，艾瑞伯特·海姆再也没有醒来。

　　鲁迪格呆呆地盯着窗外，过了许久才想起通知旁人。数小时后，穆罕默德·多玛从亚历山大港赶到，同行的还有负责填写死亡证明的埃及民政官员。

　　此前几天，鲁迪格已从多玛口中获知后者多年来对父亲的帮助。为了不让海姆曾为纳粹服务的历史暴露，进而使自己的异国兄弟受到滋扰，他决定将父亲的秘密保守下去。

　　料理父亲的后事时，鲁迪格希望把遗体捐献出去，多玛以有违穆斯林传统表示反对。最终，“塔里克叔叔”在一处再普通不过的公墓下葬，除了姓名与生卒年月，墓碑上一片空白。

　　对外界而言，艾瑞伯特·海姆的归宿似乎成了永远的问号，故事的尾声却峰回路转：2009年，多玛在酒店里发现了海姆生前的一只公文包，里面装满了经过整理的档案及信函等材料，还有那篇讲述国际社会对其追捕并予以缺席指控的杂志文章。随后，文件被美国历史学家获得，世人方才知晓，这名逍遥法外的“死亡医生”是如何在异国了却余生。